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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場所視頻監控下個人隱私權的法律保護

添加時間:2019/04/09
  摘要:現代智能視頻監控系統采用高清晰攝像頭或者可移動攝像頭, 通過計算機與網絡的結合, 使公共場所中個人隱私面臨被泄露、被超限度獲取、被同步直播的威脅, 超越了傳統的個人合理隱私期待。公共場所中需要保護的隱私利益要符合“合理隱私期待”的標準, 但目前我國在這方面的立法不夠具體, 缺乏可操作性, 司法中也未能形成較為完整的保護機制, 致使個人合理隱私期待無法實現, 其隱私權難以得到有效保護。因此, 我國在未來的立法中, 應從利益之間的沖突與衡平入手, 明確公共場所視頻監控隱私侵權的具體范圍、行為要件、責任主體、法律救濟等, 使公共場所視頻監控下個人隱私權得到法律的有效保護。
  
  關鍵詞:公共場所; 視頻監控; 隱私權; 合理隱私期待;
 
  
  2017年6月, 90后女生陳某發文質問360公司董事長, 指出該公司產品在多個公共場所使用360智能攝像機拍下監控視頻并將其上傳至旗下的“水滴直播”平臺進行直播, 任何人都可以通過登錄“水滴直播”官網在線觀看并參與互動, 而出現在直播畫面中的被攝錄者并不知情, 嚴重侵犯了公眾的個人隱私權。該事件也加劇了公眾對公共場所視頻監控下隱私權可能遭受侵犯的恐慌。
  
  一、公共場所中隱私權的理論邏輯
  
  (一) 隱私權概念的動態性
  
  隱私權是人的一種“尊嚴”, 正如Robert C Post所言:“將隱私理解為尊嚴旨在將所有人置于單一規范化的社會環境中, 通過消除個體差異保障自我的社會化;而將隱私理解為自治旨在通過消除此種社會環境的邊界性保護個人自主權, 從而保障了自我的自發性、獨立性。”[1] 還有的學者認為, 隱私權的核心價值是使事物私有化[2]269.盡管以上諸多隱私權的定義有利于從不同角度理解隱私權的內涵, 但很難妥善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各種隱私權糾紛。例如, 隱私權只是僅僅被定義為確保自決的權利或者人的“尊嚴”, 這一定義不能區分隱私權與其他人權, 因為其他人權也具有這種共同性質, 隱私權是否應成為獨立人權就值得懷疑。又如隱私權被定義為保護私人事務的權利時, 隱私權便不能保護已經公開的私人事項。
  
  以上試圖為隱私權概念找到單一的、通用的定義的做法, 使現實生活中隱私權面臨保護不足或過度保護的問題。因此, 一些學者嘗試通過另一種思路來定義隱私權, 即承認隱私權所保護的隱私是多方面的, 應該多維度理解隱私從而豐富隱私權的內涵。Solove認為:“隱私不是一個人對社會的利益, 而是基于社會的規范和價值觀對個人的保護。隱私并不僅是一種將個人從社會控制中解脫出來的方法, 它本身就是一種從社會規范中浮現出來的社會控制形式。”[3]因此, 如果他人的尊嚴被侵害, 國家有義務采取積極的措施來保護人民的尊嚴, 國家成為人民隱私保護的同盟者。這是一個改進后的隱私權理論, 它將從基于“尊嚴”的隱私理論發展到包含“個人自治”的隱私概念, 它受到共同利益和人的尊嚴的支持。基于此綜合的隱私權理論, 國家有義務保護個人隱私。
  
  可見, 隱私權不僅是個人“自治”權利, 或者說不僅是一種“尊嚴”, 也是內源于個人的主觀情感, 并由法律所確認的權利。美國最高法院采用這種方法確認隱私權, 并將其分為三類:決定性隱私權、空間 (或身體) 隱私權、信息 (或數據) 隱私權。王利明教授認為生活安寧權和生活秘密權也屬于隱私權的內容[4].可見隱私權是一個動態的概念, 學界對隱私權的界定仍存在爭議, 筆者將著重探討隱私利益。
  
  (二) 公共場所中隱私權的性質
  
  人在隱蔽空間中就當然地享有隱私權, 而現在的問題在于, 人身處公共場所之中時, 是否還有隱私利益?起初, 人們并不認為在公共場所有合理的隱私利益值得保護, 認為隱私權止于屋門之前, 在公共場所中不可能發生隱私侵權。美國最高法院在奧姆斯特德訴美國案中確立公共場所沒有隱私期待[5].隨著公共場所發生越來越多侵犯隱私權的案件, 人們開始意識到該論斷具有局限性, 諸多不恰當的行為使得很多人的權利無法得以救濟, 于是傳統的認知慢慢被否定。
  
  在爾斯卡茨非法賭博案中, FBI認為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只保護住宅等私人空間, 并且僅對人身侵擾進行保護。美國最高聯邦法院認為即使在公眾可以進入的區域, 一個人尋求保護私人的東西, 也可能受到憲法保護。卡茨關上電話亭門的事實表明他有意保留談話是私人的[5].此案確立了“合理隱私期待”的規則, 在美國的司法實務中承認了公共場所中個體具有一定的隱私權。王利明教授提出, 人在公共場所的隱私權受法律保護[6]167-169.也有學者根據公共場所的類型及特點將公共場所進行分類, 從而根據其不同的特性探討公共場所侵犯隱私權的保護[7].進而言之, 隱私權作為抽象概念應該有利于保護新興的隱私利益[8], 我國的隱私權制度既不同于美國的模式, 也與歐洲的模式有異, 其目標是為了提高中國社會的整合程度和治理效率, 降低社會內生成本以構建公平、和諧的社會[9].
  
  (三) 公共場所中隱私權的邊界
  
  判定某個場所中是否具有值得保護的隱私利益, 重點不在于判定場所本身的性質, 而在于處于此狀態下的人是否具有隱私期待。而探討是否存在“合理隱私期待”需要兩個步驟:第一, 先判斷這個人對在特定的活動中是否期待自己的隱私利益得到保護;第二, 是否屬于公認合理的隱私期待。
  
  那如何判斷是否有隱私期待?事實上, 基于上文對隱私權內涵的分析, 隱私不僅代表“自治”, 還代表人的“尊嚴”.人們有權利決定在哪個場合下把哪種行為、哪種“自己”暴露給哪種人或者哪一類人。如果一個人被秘密地窺視, 被長期地監視, 甚至是被記錄、被分析, 他 (她) 就喪失了對自身的自治權, 喪失了尊嚴。還有人認為, 想要評定一個人是否期待隱私保護, 需要通過其對保護隱私所采取的措施來判定。例如State V Bryant一案中[10], 法官認為警方已經在進行電子監控的地方張貼了清楚的告示, 從而判定他人不具有主觀隱私期待。正因為這些判例的支持, 視頻監控設置方往往通過事先張貼告示的方法來證明“知情人”知道自己在被監控, 也就排除合理隱私期待出現的可能。顯然該說法無法保護合法的隱私利益, 反而極易導致權力濫用, 導致人們完全喪失對隱私的期待。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就如何判斷隱私期待是否合理確立了如下標準: (1) 監視發生地的合理性; (2) 監視行為的侵害性; (3) 監視對象的敏感性。然而這些標準在具體復雜的案例中顯得過于機械, 若僅依照這些客觀標準, 很難準確認定隱私期待是否合理, 甚至有可能會出現導致裁判結果極為不合理的判決。
  
  有學者從行為出發, 通過對行為本身、行為對象、行為場所、行為目的等因素進行綜合考察分析, 從而判定是否存在合理的隱私期待[11], 或者應具體案件具體分析, 自下而上地解決問題[12].還有學者認為, 可以運用比例原則予以解決, 即在具體的判斷過程中, 若能夠證明對公共場所隱私權某種程度的保護符合比例原則的三項要求, 即適當性、最小傷害性和符合目的性, 那么當事人相應的隱私期待即為合理的。反之, 公共場所的視頻監控行為本身、所形成的圖像信息均具有可能侵犯隱私利益之嫌[13].具體而言, 可以從利益之間的沖突與衡平入手, 通過明確在何種情況下隱私利益應該讓位于其他利益, 從而確定哪些隱私利益應當被加以保護。一般情況下, 隱私權往往與公共利益、知情權、言論自由等產生沖突, 從權利沖突與衡平的角度來對“合理隱私期待”進行分析是行之有效的方法。首先, 隱私權與公共利益產生沖突時, 對與公共利益有關的個人信息不予保護。換言之, 隱私一旦和公共利益發生沖突, 隱私利益必須讓位于公共利益, 體現公共利益至上。因此, 針對在公共場所中發生的違法和犯罪行為不具有產生隱私期待的可能。既然確定了在公共利益面前, 隱私利益應該讓位, 那么在不侵害公共利益的情況下, 公共場所內受到侵犯的隱私利益就應該受保護。其次, 隱私權常常會與其他人在公共場所的表達自由以及知情權產生沖突。整體而言, 隱私權與表達自由的沖突屬于并存共容型沖突, 隱私權與知情權的沖突屬于非此即彼型沖突[12].公民有知悉、獲取信息的權利, 伴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公民參與意識的增強, 公共場所隱私權與知情權之間的沖突不可避免, 有的甚至是不可共存的, 因此必須通過立法的形式來確定二者之間誰具有優位性。在各國立法中, 一般以公眾人物、新聞報道等作為公共場所知情權抗辯隱私權的條件。
  
  二、公共場所視頻監控對隱私權的挑戰
  
  “911事件”引發了視頻監控行業新的大繁榮。美國國家安全局原法律顧問Stewart Baker認為, 為了找出隱藏的壞人, 必要時必須審查全體國民的個人信息[14]381.在美國新奧爾良州, 市民甚至自發地開展了開創性的集體監控計劃--諾蘭工程。該工程體現出在公共利益面前, 公民的某些權利可以被讓渡甚至犧牲[15].基于視頻監控的正當性, 人們已經習慣了生活中的視頻監控, 為了維護社會治安, 維持社會秩序, 確保公共安全, 符合比例原則, 沒有超出合理隱私期待。
  
  隨著信息自動化程度的迅猛提高, 計算機計算能力的快速增長, 計算機與其他電子信息源連接潛力的超強發展, 智能視頻監控開始廣泛地運用到公共場所中。原來公共場所的傳統視頻監控通常被允許, 然而, 智能視頻監控的不斷發展, 使其具有“超人”的信息提取和積累能力, 這種能力超出了傳統的隱私合理期待。公共場所的現代智能視頻監控的發展, 引發了人們對公共場所新型的隱私合理期待。
  
  (一) 公共場所視頻監控與計算機系統的結合, 使隱私泄露成為可能
  
  現代智能視頻監控實現了視頻監控技術與計算機信息技術的融合, 一方面, 計算機系統對視頻進行處理, 如壓縮、存儲;另一方面, 計算機系統對視頻進行分析和提取。智能視頻監控系統技術在現代社會中運用得十分廣泛, 其中之一就是對人、物的運動軌跡的識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明確了“公民個人信息”的概念, 其中行蹤軌跡就屬于個人信息。視頻監控會因為管理缺失而造成個人信息的泄露, 具有侵犯隱私利益的可能性。
  
  (二) 公共場所視頻監控采用高清晰攝像頭, 使隱私獲得超過限度
  
  現代智能視頻監控大量使用高清晰攝像頭來獲取信息, 例如, 羅技 (Logitech) 的高清網絡攝像頭Pro C920能高清顯示拍攝到的畫面, 并能清晰地顯示人物特征[16].依照該性能, 視頻監控可能因監控過于清晰而獲得超過必要限度的信息, 具有侵犯隱私利益的可能性。當人臉識別技術迅速發展, 人臉掃碼支付手段逐漸普及, 手機人臉解鎖進一步被優化, 將會引發無法想象的侵權風險。
  
  (三) 公共場所視頻監控借助無線網絡通信, 使隱私遭遇同步直播
  
  現代智能視頻監控借助無線網絡通信, 使同步直播成為現實, 這就意味著人們可以隨時隨地查看攝像頭所記錄下的畫面。因此, 公共場所中的視頻監控可能因為非法同步錄像行為, 具有侵犯隱私利益的可能性。同步錄像增加了記錄個人圖像信息的功能, 同時還具有上傳至網絡的特點。正如各個行業使用360智能攝像機后開啟全民直播功能, 在水滴直播的平臺上輸入密碼后, 任何人都可以輕而易舉地觀看直播的特寫。南寧某超市員工偷拍超市監控拍下的孕婦穿著隨意, 并用胸部故意觸碰前面男性的視頻, 引發了無數網友圍觀和污言穢語的評論, 該偷拍上傳到網絡的行為, 嚴重侵害了當事人的隱私。
  
  (四) 公共場所視頻監控運用可移動攝像頭, 使隱私無處遁形
  
  現代智能視頻監控逐漸開始使用可移動攝像頭來獲取信息, 傳統的視頻監控一般都有固定并獨立的監控區域, 隨著移動裝置技術的發展, 智能視頻監控系統的攝像頭被安置在移動小車或機器人甚至無人機等飛行器上, 拍攝到的畫面范圍和程度是人們無法預知的。因此, 視頻監控可能因為安置監控場所的流動性, 具有侵犯隱私利益的可能性。例如Google Maps的StreetView服務結合了全球數百個攝像頭的數據, 用于創建幾乎遍布世界各大城市每個街道的完整街道地圖。在公共道路上拍照, 將它們聚合成地圖本身并沒有隱私危害, 但是直到它們被公開給世界上每個人隨意觀看時, 這些被記錄下的一切都無處遁形。美國賓州的一對夫婦就因此起訴Google公司, 因為該地圖顯示他家房子的周邊環境導致該房房價下跌[17].
  
  綜上所述, 在大數據時代的現代智能視頻監控下, 身處公共場所中的人們根本不知道這些“電子眼”能看清到什么程度, 每個被監控對象的臉部特征、銀行卡密碼、微信聊天記錄等都可能被時時記錄。不管是從合理隱私期待的主觀標準, 還是客觀標準來進行審視, 這樣強大的技術已經完全超出傳統的合理隱私期待對公共場所視頻監控所能夠容忍的范圍, 這就是公共場所中現代智能視頻監控對社會主體隱私權提出的挑戰。
  
  三、公共場所視頻監控下隱私權的法律保護
  
  當代社會公共場所視頻監控對人們的隱私權提出了新挑戰, 公共場所中每一個人的隱私權都面臨風險, 每個潛在的被監控對象應該被承認存在新型的合理隱私期待。如何通過法律有效地保護公共場所視頻監控下個人的隱私權, 就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問題。隱私權作為一項重要權利, 我國憲法與民法、行政法、刑法、訴訟法等法律都從實體到程序作了保護性的規定, 并已經初步形成以民事保護為核心的權利保障體系[18].但是, 公共場所視頻監控下的隱私權在實踐中遭遇了不同層面的利益沖突, 立法的缺位、模糊和沖突, 使司法有更多自由裁量空間[19].因此, 需要完善法律以保護公共場所視頻監控下的隱私合理期待。
  
  針對公共場所視頻監控的立法, 我國目前并沒有國家層級的法律法規, 僅有一些地方性法規或者地方政府規章對其加以規定, 例如《北京市公共安全圖像信息系統管理辦法》, 但該管理辦法只是地方政府規章, 其效力位階較低。針對視頻監控侵犯隱私權的現象, 我國司法實務中基本采用一般法對隱私利益進行保護, 比如:《民法總則》第110條, 《侵權責任法》第2條, 《網絡安全法》第12條、第45條, 《治安管理處罰法》第42條, 《保安服務管理條例》第25條、第43條,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23條, 《刑法》第252條、第253條、第253條之一、第283條和第284條等。我們認為, 僅僅是用一般法對視頻監控侵犯隱私權予以保護還遠遠不夠, 缺乏可操作性。公共場所視頻監控引發的諸多隱私權糾紛, 對公共場所監控視頻監管不力形成的種種亂象, 都急需一部專門的、系統綜合的、效力位階較高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規, 來規范公共場所視頻監控的設置場所、安裝主體、監控程度、監管機構, 以及對視頻監控所獲得的視頻監控圖像的收集、處理加以管制, 對隱私侵權予以明確規定。
  
  2016年, 公安部公布的《公共安全視頻圖像信息系統管理條例 (征求意見稿) 》, 雖然針對隱私利益規定了“不得非法侵犯、不得非法泄露”, 但相對過于簡單。國務院在2018年的立法計劃中, 就擬制定《公共安全視頻圖像信息系統管理條例》。未來立法對公共場所視頻監控下隱私權的保護, 可以在合理隱私期待標準下, 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細化。
  
  (一) 明確隱私侵權的范圍
  
  在合理的隱私期待標準下, 可以將需要保護的隱私利益分為兩類:人格尊嚴和個人信息。王利明教授認為, 個人信息資料權與隱私權存在差異, 并不是所有個人信息資料均屬于隱私[4], 但本文討論的是隱私利益, 個人信息的利用屬于隱私利益中的自治, 所以, 在此將個人信息作為需要保護的隱私利益是合理的。
  
  首先, 需要明確隱私侵權包含視頻監控是否侵犯人格尊嚴。我國《憲法》第38條規定, 保護人格尊嚴不受侵犯, 第39條規定, 保護住宅不受侵犯。楊某某與張某某一案中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2016) 滬二中民一 (民) 終字第335號民事判決書) , 法院認為隱私權包括個人生活不受窺視的權利, 楊某雖在自有房屋內安裝了攝像頭, 但是該攝像頭所指方向可以調節, 當其朝外時可以拍到張某日常住戶通道, 無論其是否存在窺視的故意, 其行為本身客觀上侵犯了張某的隱私權。通過法院的判決我們可以認識到, 受到窺視而產生的不安感、惶恐感值得保護。除此之外, 視頻監控所記錄下的圖像被上傳至網絡而引發其他不特定的人對其肆意評價, 所造成的羞辱感也值得通過法律來進行彌補。
  
  其次, 需要明確隱私侵權包含視頻監控是否侵害個人信息。在大數據時代背景下, 個人信息就是金錢, 侵害個人信息等同于侵害個人的自主決定權以及相關財產利益, 對個人信息的保護是我國乃至全世界近幾年來持續關注的焦點。視頻監控所記錄的圖像信息將會轉化成為一系列炙手可熱的信息, 例如人臉識別、高倍鏡下的聊天記錄、行蹤軌跡、消費習慣等。
  
  關于對個人信息的保護, 我國從《刑法修正案 (七) 》開始, 就對特定主體的個人信息予以保護。2011年, 工信部緊隨其后先劃定了“識別+隱私”的個人信息管理范圍, 同時確定用戶同意規則。2012年, 一般個人信息和個人敏感信息被明確提出并加以區分, 默認許可和明示同意的概念也一并被提出。2013年, 《消費者保護法》也將消費者的個人信息列入保護范圍并明確民事責任以及行政責任。2014年, 網絡侵權的司法解釋明確規定了公開他人信息的侵權責任。2016年, 《網絡安全法》明確了個人信息的“識別性”內涵, 且要求網絡經營者應當予以保護。2017年, 《民法總則》確立了個人信息的私法地位, 《刑法修正案 (九) 》明確了“識別+關聯”的內涵, 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在《個人信息安全規范》中建立了對網絡運營者過錯存在的判斷標準, 即“理性人”在“相同情境下”的“行為模式”.2018年, 銀監會也對信息保護采取行動, 但諸多的規定仍然沒有形成統一的規范。
  
  僅僅依據上述法律法規, 對公共場所視頻監控所獲得的圖像認定是否侵犯個人信息還是比較困難的。目前我國判決中, 視頻監控圖像的泄露一般發生在酒店等私營單位。根據《刑法》第253條規定, 保護的前提是違反國家有關規定, 但基于上述一系列的法規我們仍然無統一的體系, 如何確定“違反有關國家規定”是一難題。另外, 在兩高出臺的關于辦理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中, 已經明確了個人信息的范圍, 其中就包括行蹤軌跡。工信部明確區分一般個人信息和個人敏感信息, 對于一旦泄露會對個人造成不良影響的信息予以特別保護。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 不僅行蹤軌跡屬于個人隱私, 高倍鏡下的聊天記錄、X光下的人體信息、面部人臉識別等, 同樣是屬于個人隱私, 但立法列舉式的規定永遠跟不上技術的發展, 甚至單純的羅列將會導致不法人員故意回避, 鉆法律的空子。
  
  最后, 需要明確視頻監控隱私侵權的主客觀標準。在不斷設置一些客觀標準來限定隱私保護范圍的同時, 更需要設置主觀標準來保護隱私利益。基于對合理隱私期待標準的分析, 在隱私權保護中必須堅持比例原則、合目的性原則、最小傷害性原則。360“水滴直播”事件中, 商家安裝攝像頭的目的是為了安保, 將視頻放在網絡上的行為就已經超出了安裝攝像頭的合法目的。法律允許其為了安保而安裝監控, 但是放在網絡上直播則超出了被直播者的合理期待。因此, 基于合目的性原則, 超出安保范圍所造成的影響、超出必要性所獲得的信息、超出同意范圍的資料均屬于個人隱私。對于界定安裝的目的, 可以通過行政許可的方式得以解決。除了主觀標準, 還可以引入社會調查或專家證人, 幫助法官更準確地衡量判決是否達到社會效果、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三者最完美的統一。
  
  (二) 明確隱私侵權的行為
  
  對于視頻監控如何影響隱私權, 應該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一個是單純的錄像, 另一個是對錄下的圖像信息的處理。針對“拍”的行為, 《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偷拍行為屬于違法, 《刑法》對進行竊聽竊照的行為予以規制, 這些僅僅是對“竊”這種行為方式的限制, 而沒有對行為侵犯程度加以限制。對于所收集到的圖像信息的記錄、處理、儲存、利用, 目前我國相關法律仍停留于一些原則性的規定, 比如“不得泄露”“應予銷毀”等, 所以應該對侵權行為予以明確。針對拍攝行為的程度, 應當從像素、持續時長、是否明確告知等角度對“拍”這個行為予以規定, 因為我們允許被拍下, 正如走在這條街上的其他人一樣看見自己, 但是路人是不會持續觀測你、跟蹤你, 甚至看到你網上聊天的記錄。因此, 我們對于有針對性的、長時間的“拍攝”享有合理隱私期待。所以, 攝像頭的型號需要予以公示, 因為基于合理隱私期待, 每個人有權選擇、有權知道他 (她) 正處于怎樣程度的監控下。另外, 對于安裝在家門前的攝像頭必須經過鄰居的同意, 并貼有明顯標識。這種告知義務可以參考我國臺灣地區的《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的規定。對獲得的圖像信息的管理, 應當有明確的規則來加以監管, 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隨時隨地毫無限制地查看監控錄像, 需要查看者必須經過公安機關的同意, 在不損害公共利益的情況下可以查看;私人設置的攝像頭, 不得隨意將圖像信息傳送給不特定的群體;企業的監控記錄也不得隨意公開, 同時必須由接受過專門培訓的人員予以處理。我國臺灣地區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實施細則》中有“安全措施”的規定, 設置了風險評估機制, 以及加強資料管理與人員管理等。
  
  (三) 明確隱私侵權的主體
  
  現行法律沒有明確規定視頻監控的監管主體, 針對傳播至網絡上的圖像信息往往采用“避風港原則”“紅旗原則”.另外, 網絡服務提供者類型化的缺失, 使得我國網絡服務提供者的刑事責任邊界也不確定。
  
  視頻監控的責任主體也可以用合理隱私期待標準切入, 一切超出公民合理期待的行為都應該屬于侵權, 包括同步直播、泄露信息等一系列行為均在此列。對于網絡平臺也同樣存在合理隱私期待, 當一切在本人沒有同意的情況下所上傳的視頻被要求刪除時, 應立刻刪除, 當然涉及公共利益的除外。除此之外, 政府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 例如公安機關辦案場所設置有監控的, 未能提供監控視頻, 應承擔行政訴訟中舉證不能的后果。對于公共場所安裝視頻監控的行為, 也應納入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對于信息公開, 單純地為了所有的公共利益即可公開明顯不妥, 應當對公共利益加以限制, 只有在為了生命健康、公共安全等較為重要的公共利益時才可以公開。
  
  (四) 明確隱私侵權的救濟
  
  首先, 應當以恰當方式消除影響。隱私權被侵害, 消除其不良影響對當事人而言至為重要。在消除影響方面, 恢復名譽的方式應當與侵害的方式相當。其次, 應當增加懲罰性賠償。目前, 由于法律體系的不夠完善, 致使違法成本較低, 在大數據時代, 運營商、網絡平臺在利益面前往往很難抵住誘惑, 從而導致怠于保護他人的隱私。因此, 可以用懲罰性賠償來予以約束。最后, 刑法作為最后手段而使用。應當明確公共場所視頻監控侵犯隱私權相關犯罪的構成要件, 對較嚴重的侵權予以刑法保護。但是對于定罪處罰要予以區分, 針對竊取信息并實施犯罪計劃的, 更多考慮自由刑, 針對非法營利為目的的, 必須附加適用財產刑。
  
  四、結語
  
  只有符合“合理隱私期待”標準的隱私利益才值得法律保護, 然而智能視頻監控系統的發展超出了傳統合理期待范圍, 從而產生對隱私權的諸多挑戰。通過制定專門的法律法規, 明確隱私范圍、責任主體、侵權行為、法律救濟, 從而對視頻監控下公共場所隱私權予以有效的法律保護。同時我國大陸地區可以借鑒我國臺灣地區的《個人資料保護法》, 盡快制定《個人信息保護法》, 加上各地方已經出臺的相關視頻圖像信息管理條例, 這樣可以形成完善的保護隱私合理期待的法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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