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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建筑發展的內部與外部驅動因素研究

添加時間:2018/09/11

  摘要:綠色建筑是減少建筑物負面效應的最佳途徑, 是建筑業貫徹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必然要求。綠色建筑作為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 比傳統建筑面臨著更多方面的影響因素。因此, 綠色建筑的開發和供給必須充分發揮多方面驅動因素的推動作用。通過對國內外現有文獻的系統回顧, 對影響綠色建筑項目發展的驅動因素進行全面梳理。首先, 對綠色建筑內涵和特征進行分析;其次, 構建包括外部驅動因素和內部驅動因素兩個維度的分類框架, 其中外部驅動因素包括法律法規、激勵措施、評價體系、市場需求, 內部驅動因素包括道德責任、聲譽形象、人類福祉。在總結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 提出未來的研究方向, 以期為我國推進綠色建筑發展提供有益的理論依據和借鑒。
  
  關鍵詞:綠色建筑; 外部驅動因素; 內部驅動因素; 可持續發展; 文獻綜述;
  

  Research on Related Drivers for Green Building Development--A Literature Review

  
  Abstract:Green building was the best way to reduc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buildings, and it wa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o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a complex system engineering, green buildings faced more factors than traditional buildings. Therefore, the good development of green buildings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driving role of multiple drivers. This paper presented a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of what drives the adoption of green building ( GB) practices. Firs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green building. Then, this paper presented a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for the GB drivers. The framework comprised two main categories of GB drivers: External drivers and internal drivers. External drivers included laws and regulations, policy incentives, evaluation systems, and market demand. Internal drivers included moral responsibility, reputation image, and human well-being.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prospects were put forward. As a result of the checklist and framework on GB drivers, this paper aimed to provide a useful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researcher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buildings.
  
  Keyword:green building; external drivers; internal driver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iterature review;
  
  1、引言
  
  綠色建筑是指在建筑的全壽命周期內最大限度地節約資源, 包括節約能源、節約土地、節約水資源、節約材料等, 能做到保護環境和減少污染, 為人們提供健康、舒適和高效的使用空間, 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建筑物。因此, 建筑業在滿足社會需求、提高生活質量、促進國家經濟發展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 由于建筑業會消耗大量的自然資源和能源, 因此導致碳排放、環境污染、全球變暖等方面的負面影響[1].從全球看, 建筑業能源消耗占能源消耗總量的40%、淡水總量的1/6、木材總量的25%和所有原材料的40%[2].為了降低建筑物產生的負面影響, 推動可持續發展理念, 綠色建筑應運而生, 成為建筑領域倡導的解決方式。
  
  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市場, 在過去三十年多間經歷了快速的城市化進程, 1978-2017年我國城市化率從17.9%上升到58.52%.大規模的城市化意味著房屋建筑數量的大量增長, 目前我國每年新增房屋建筑面積超過20億m2, 新建房屋占全球1/2以上, 預計未來15年我國的建筑能耗和相關排放量將繼續增加。2017年, 我國發布了《建筑節能與綠色建筑發展“十三五”規劃》, 要求城鎮在新建建筑中的綠色建筑面積比重超應過50%, 綠色建材應用比重超過40%, 進一步確定了我國綠色建筑的發展目標。在此背景下, 綠色建筑理當成為我國建筑業未來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載體, 因此推廣綠色建筑刻不容緩。
  
  由于綠色建筑自身不同于傳統建筑的特征和要求, 比傳統建筑面臨更多方面的影響因素。同時, 綠色建筑技術注重低耗、高效、經濟、環保、集成與優化, 是人與自然、現在與未來的利益共享, 是可持續的建筑手段。因此, 綠色建筑的開發和供給必須充分發揮多方面驅動因素的推動作用, 才能真正建成綠色建筑。各方面的驅動因素是確保開發商、施工人員、設計人員等各種利益相關者不斷參與綠色建筑實踐的關鍵[3].本文在系統查閱國內外相關文獻基礎上, 分析綠色建筑的概念與特征, 并從外部 (法律法規、政策激勵、評價體系、市場需求) 和內部 (道德責任、聲譽形象、人類福祉) 兩個維度對綠色建筑發展的驅動因素進行整理歸納。通過對現有研究成果進行總結分析, 對未來研究做出展望, 以期為后續綠色建筑的理論研究和建設實踐提供有價值的參考和借鑒。
  
  2、綠色建筑的概念及其特征
  
  1999年, Cole將綠色建筑描述為一種“比典型的建筑更具有生態環保的建筑設計策略”[4];Kua、Sugiura等將綠色建筑定義為“一種符合環境績效標準的建筑”[5,6];Hoffman、Henn將綠色建筑擴展為比傳統建筑污染程度更低的建筑策略、技術、產品和施工的概念[7];Howe詳細描述了綠色建筑的內涵, 主要包括有效利用土地和能源、節約用水和其他資源、改善室內和室外空氣質量、增加再生材料的使用[8];Robichaud、Anantatmula指出, 綠色建筑的核心在于對環境影響的最小化, 居住者健康狀況改善, 開發商和當地社區的投資得到回報以及規劃期間對于建筑全生命周期的考慮[9].
  
  當今, 綠色建筑的概念得到不斷完善, 人們普遍認同的概念是:綠色建筑作為一種自然和諧的建筑形式, 為人們提供健康、舒適、高效的生存空間, 同時最大限度地節約資源 (能源、土地、水、材料) , 保護環境并在整個生命周期中減少污染[10,11].然而, 越來越多的學者提出, 綠色建筑的概念不應只以環境可持續性為重點, 而是應更加關注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可持續性問題。即綠色建筑的廣義概念拓展為實現環境、經濟和社會三個方面可持續性的建筑實踐[12].相對于傳統建筑來說, 綠色建筑的發展將帶來經濟、社會和環境三個方面的諸多效益。Ahn等認為綠色建筑的效益包括應對全球變暖和氣候變化、最大限度地減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排放量、保護生態系統、利用可再生自然資源、改善健康、提供舒適的場所、減輕貧困、改善經濟增長、提高租金收入、降低醫療成本等方面[13].
  
  3、外部驅動因素
  
  綠色建筑發展的外部驅動因素主要分為政府層面驅動因素和市場層面的驅動因素。政府層面的驅動因素主要是由政府方面對綠色建筑開發所帶來的驅動因素, 包括法律法規、政策激勵和評價體系。政府通過采取一些強制執行的法律法規或政策激勵措施來促進綠色建筑的開發建設, 即“胡蘿卜+大棒”模式[14].同時, 科學完善的評價指標體系和健全的評價機制, 有利于發揮綠色對建筑評價工作的引導和規范作用, 指導各地對綠色建筑建設。消費者層面的驅動因素主要是指消費者對綠色建筑的市場需求情況。
  
  3.1 法律規范
  
  綠色建筑的發展離不開強制性的法律法規的約束, 在綠色建筑發展較早的歐盟國家, 所有成員國被要求通過《歐盟建筑能效指令》, 以達到更高的建筑物能效標準。該指令要求有關國家強制為建筑物建造、出售或出租時提供能源性能證書。美國多數州針對建筑節能、廢物管理、碳排放等方面, 采取立法、行政命令和政策規范來促進綠色建筑的建設和發展。法規和政策已被證明在改變和提高建筑行業環境意識方面具有有效性和影響力, 但法律法規制定本身要依據國家或地區而異[15].眾多國外學者的研究指出, 強制性的法律法規可對利益相關者施加壓力, 成為推動綠色建筑強有力的外部驅動因素。Sui等對新加坡新建和現有建筑的相關群體進行問卷和訪談調查表明, 包括開發商、承包商、建筑師、項目經理、工程師等所有受訪者都認為政府立法和相關政策在促進綠色建筑發展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6].在馬來西亞, Khoshnava等對包括業主、承包商、設計師、供應商和制造商在內的眾多利益相關者進行了問卷調查, 以確定在工業化建筑建設中實施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動力, 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受訪者認為法律和政策的影響力比其他驅動因素更具有影響力[17].
  
  目前, 我國已在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制度等不同層面上制定了多項法律法規來推動綠色建筑發展, 如《節約能源法》、《民用建筑節能條例》等。然而, 由于我國綠色建筑發展較晚, 加上市場經濟體制等問題, 在推動綠色建筑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措施遠遠不夠, 政策和規范的配套性、可操作性也存在著許多不足。牛、周柯等指出我國綠色建筑方面的法律規范存在的主要問題在于:一是缺乏綠色建筑的專門立法且相關的法律中也缺少綠色建筑的具體操作內容。二是缺乏明確的法律責任和處罰措施。在法律層面上, 綠色建筑的政策法規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三是法規層次較低、法律法規內容陳舊以及缺乏多部門協調機制等問題[18,19].約束性機制的不完善制約著我國綠色建筑的發展。總體來說, 我國建筑業的監督體系和監督機制仍然很薄弱, 亟待確立專門立法, 建立相關管理制度, 加強綠色建筑法律和法規的監督管理力度[20].
  
  3.2 激勵措施
  
  由于綠色建筑具有外部經濟性, 通常需要由政府出面制定相關的激勵政策進行干預, 政策激勵是推進綠色建筑發展的關鍵動力之一。Olubunmi等對不同類型的政府激勵措施進行了全面評估和描述, 他將政府提供的外部激勵分為經濟激勵和非經濟激勵措施, 并提出非經濟激勵措施比經濟激勵措施更加有效[21].對綠色建筑而言, 經濟激勵措施是較常見的政策激勵措施, 主要包括財政補貼、稅收優惠、開發申請費用折扣等。2010年, 馬來西亞政府宣布了綠色技術融資計劃 (GTFS) , 旨在吸引綠色技術的創新者和用戶, 這種激勵措施對促進相關企業的建筑綠色化發展趨勢越來越明顯[22].此外, Hendricks、Calkins的研究表明, 諸如開發獎金和贈款等激勵機制提高了芝加哥和印第安納波利斯的建筑業主和建筑師通過建設綠色屋頂 (屋頂花園) 等措施來實現建筑綠色化的意愿[23].非經濟激勵措施包括容積率獎勵 (FAR) 、技術援助、許可審批流程加快、商業計劃援助、營銷援助、監管救濟、擔保計劃、建筑規劃部門設立專門綠色建筑管理人員等[24,25].在實施非經濟激勵措施時, 政府通常會授予滿足特定條件的開發者超越通常允許范圍的權利。例如, 容積率獎勵為綠色建筑項目在規劃審批時給予一定額外的面積獎勵。新加坡的綠色建筑面積獎勵計劃規定, 獲得“白金級”和“黃金級”綠色建筑標識的開發者最多可獲得項目總面積2%的獎勵[14].雖然這是一種非經濟激勵措施, 但業主可通過增加的可出租或可售面積來回收部分或全部的綠色建筑的增量支出。此外, Choi等學者指出, 加快審批流程加快或技術援助等措施有助于業主縮短開發周期, 減少開發風險, 以便及時把握市場時機, 降低開發成本[26].
  
  除了激勵措施的具體內容外, 一些學者指出政府在實施綠色建筑激勵措施時需要注意的問題主要包括激勵措施的執行力、激勵程度、激勵對象等。首先, 綠色建筑的激勵措施要增加在違約情況下的強制執行力。Ghodrati等認為, 在綠色建筑尚未普及的發展中國家, 綠色建筑可能不會達到規定的標準, 綠色建筑的經濟激勵措施對政府來說是一種高成本的舉措[27].當政府前期對綠色建筑的投入過多而不能達到預期效果時, 政府的資源使用效率將被受到質疑。其次, 要確定最佳的激勵力度。Retzlaff等認為如果激勵程度過低, 就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如果激勵程度過高, 就會浪費不必要的政府財政投入[28].Chen等建立了政府、開發商和消費者之間的博弈模型, 提出為建造兩星級及以上綠色建筑的開發商提供政府補貼可提高居民的福利, 同時提高政府聲望, 節約能源和改善全球環境[29].劉佳等通過建立政府和開發商之間的博弈模型, 提出政府要以資源、環境和社會等長期收益為重, 加大對開發商的激勵力度以彌補因綠色建筑開發的增量成本。但同時要把握好激勵力度, 以“恰好能將綠色建筑的外部性效果內部化”為原則[30].李明、李干濱基于生態學視角, 將綠色建筑的生態環境效益作為重要補償因素, 對綠色建筑開發者收益損失和綠色建筑產生的效應進行分析, 構建了綠色建筑開發者損失型補償模型和綠色建筑生態環境效應型補償模型, 分別探討了兩種模型的補償額度[31].第三, 要注意對開發商以外的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激勵措施。林敏等學者提出要分析綠色住宅財政補貼對象和補貼階段, 明確對不同對象的補貼程度、補貼環節等問題, 提出隨著綠色住宅的不斷發展, 政府應逐步降低對綠色建筑的激勵作用, 充分發揮市場在綠色建筑中的調節作用[32].
  
  3.3 評價體系
  
  綠色建筑是一項高度復雜的系統工程, 因此綠色建筑評價標準是引導綠色建筑發展方向的重要基礎。由于國外對綠色建筑評價體系的研究起步較早, 自1990年以來許多國家才陸續推出適合于自身發展的綠色建筑評價體系。當前, 在國際上比較有代表性的綠色建筑評價體系主要有:英國綠色建筑評估體系 (BREEAM) 、美國綠色建筑評估體系 (LEED) 、加拿大綠色建筑評估體系 (GB Tools) 、法國綠色建筑評估體系 (HQE) 、日本建筑環境綜合評估指標 (CASBEE) 等。2006年, 我國發布了《綠色建筑評價標準》 (ESGB 2006) , 并于2014年修訂了該標準 (ESGB 2014) .科學而完善的綠色建筑的評估體系對綠色建筑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Ali、Al N-sairat提出綠色建筑評估體系的設計主要應該遵循以下五個方面的原則:一是評估框架的設計應以科學、系統研究為基礎。二是利益相關者應參與制定評估體系, 這樣才有助于各方參與者在綠色建筑過程中的協作。三是應將可持續發展戰略作為主要目標;四是評估框架應適應當地的背景情況, 各地以不同的方式來設計評估指標;五是要借鑒和學習其他國家對綠色建筑方面的經驗[33].
  
  一些學者提出, 與國外綠色建筑評價體系相比, 我國綠色建筑評價標準較符合中國國情, 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在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的基礎上, 還需進行深入有效的探索, 為該體系的完善提供基礎和依據[34].Ye等通過分析我國目前綠色建筑評估體系的現狀, 提出我國綠色建筑標準的改進措施:一是在評價體系之間要相互融合, 國家一級最好將綠色建筑相關評估標準合并為一個統一的標準體系;省級和地方評估標準應引用國家標準的規定, 在對綠色建筑進行評估時應充分考慮建筑節能等其他標準, 并盡可能地引用其他標準的評估結果, 減少重復評估;二是除了評估標準外, 還需要具體的設計、施工、改造、運營和維護甚至拆除方面的規范, 這些規范應指導設計者、建設者、設施管理者等的行為以及如何達到評估標準中的相應規定;三是需要制定更多其他領域的標準, 以輔助綠色建筑評價標準, 需要考慮的指標包括土地利用效率、周邊環境質量、建筑功能等[35].
  
  系統而完整的綠色建筑評價體系包括評價內容、評價方法和評價制度方面。在評價內容方面, 綠色建筑評估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 都以環境可持續性為主要評估內容, 越來越多的學者提出綠色建筑評估體系應考慮包括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可持續性。Doan通過對美國、英國、日本和新西蘭的綠色建筑評價體系進行對比, 指出這些評價體系都以節能、節水、節材、選址和戶外環境、室內環境質量指標為核心內容, 目前只有BREEAM標準考慮到經濟方面[36].社會可持續性意味著建設過程中應考慮到所有利益相關者 (如建筑人員、用戶、運營商) , 并為他們提供一個健康和安全的環境。Valdesvasquez、Klotz認為, 社會可持續發展指標考慮的內容包括最終用戶的利益相關者、評估建設項目的社會影響和當地社區[37].Sarkis通過向LEED框架嵌入社會可持續性的相關指標, 為承包商選擇和評價提出一個以可持續性為導向的框架[38].Berardi指出綠色建筑需要達到社會和經濟可持續性方面的標準, 包括教育、支付能力、經濟價值、室內健康、文化感知等方面[2].楊光明提出生態住宅綜合性能的有效評價應綜合考慮生態住宅的生態技術水平、經濟效果和運營管理水平[39].在評估方式上, 自1990年以來全生命周期評估 (LCA) 在綠色建筑的環境影響評估方面得到廣泛運用。全生命周期評估方法可應用于整個建筑物或各個組件或材料, 以評估建筑物對環境的影響, 從而改善建筑設計[40].一些學者利用全生命周期評估方法進行了綠色建筑評估的實證研究。Mahlia等人在馬來西亞大學照明改造項目中進行了全生命周期成本估算, 研究發現照明改造項目有助于將能源消耗降低17%-40%[41].在綠色建筑認證制度方面, 一些學者認為綠色建筑評估體系的認證過程需要花費大量的成本和時間。因此, 綠色建筑評估體系需要透明性、公平性和開放性的認證體系, 以及專業的認證人員和詳細的認證指導[42].美國綠色建筑評估體系 (LEED) 采取第三方認證, 由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進行操作, 評估人員積極與利益相關方合作, 從而優化了綠色建筑的認證過程。
  
  3.4 市場需求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 市場需求對綠色建筑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相對于傳統建筑, 綠色建筑具有更大的市場需求、更高的消費者支付意愿和租賃價值。對專注盈利的開發者而論, 綠色建筑的市場前景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 綠色標示可使自身的產品差異化并實現市場溢價, 有助于為開發者帶來更多的盈利。Arif等通過案例研究和半結構式訪談調查了實施建筑項目廢物管理的主要驅動因素和挑戰, 表明消費者需求和法規是最重要的驅動因素[43].此外, 在一項英國的研究中, 大多數建筑設計師認為實施可持續性建設的第一個驅動因素是客戶需求, 市場需求最終決定了綠色建筑發展的程度[44].Kahn、Kok研究了提供建筑能效信息在消費者選擇可持續性住房方面的影響, 發現具有綠色標示的房屋相對于其他無綠色標示的房屋存在市場溢價。從開發商的角度看, 在同一地區能源效率更高的房屋可能會產生規模經濟[45].
  
  要提高綠色建筑的市場需求, 首先需要了解消費者對綠色建筑的期望與偏好。Hu等運用離散選擇模型評估了我國南京市不同社會群體對綠色住宅的支付意愿, 結果顯示購房者的社會經濟地位決定了他們對綠色住宅的購買力和支付意愿, 只有經濟狀況良好的消費者更愿意購買綠色住宅來改善他們的生活舒適度[46].Luo等運用聯合分析法分析了消費者對綠色公寓屬性的偏好, 研究表明由年輕消費者組成的最大消費群體將綠色能源看作最重要的綠色建筑屬性, 綠色能源屬性在我國市場顯示出巨大潛力。然而, 由于當前消費者對綠色建筑僅關注環境方面, 不利于公眾理解和接受綠色建筑在環境、社會和經濟可持續性的整體概念, 因此為促進綠色建筑市場的全面可持續發展, 應向公眾傳播可持續概念和綠色建筑的新價值體系[47].楊曉冬、武永祥分析了綠色住宅的選擇行為機理并建立了結構方程模型, 運用北京市房地產公司和居民調研數據開展了實證分析, 發現消費者的消費習慣和認知心理對綠色住宅的購買具有重要影響, 意味著消費者的行為受外界影響較大, 當周圍綠色住宅項目多且售賣較好時會形成輻射效應[48].Zhao等通過問卷調查方法研究了公眾對綠色建筑的接受和支持程度, 提出綠色建筑不但要以能源效率提升為導向, 而且要以人為本為導向, 這意味著在綠色建筑的概念提出、規劃設計、運營和維護等方面考慮對用戶的人文關懷, 以提高用戶的幸福感和生產率[49].
  
  部分學者指出, 由于綠色建筑市場上具有信息不對稱的特點, 如果為公眾提供更多的產品信息, 使公眾對綠色建筑整體概念更加了解, 可能會增加對綠色建筑的接受程度, 因此對公眾在綠色建筑方面的宣傳和教育就成為提高市場需求的重要力量[50].Zhang等的研究發現我國消費者獲取綠色建筑的信息來源主要來自開發商的宣傳和政府的官方信息 (綠色建筑評價標準體系認證) , 但約90%的受訪者對綠色建筑認證體系知之甚少, 主要信息來源來自開發商的宣傳廣告[51].由于我國的商品房預售制造成了開發商與消費者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 預售過程中的這種不確定性會降低購房者對綠色建筑的支付意愿, 因此官方信息在克服市場信息不對稱、推動綠色建筑發展具有重要作用。Zheng等運用谷歌搜索創建了一個指數模型來評價北京市地產項目的綠色營銷策略, 發現綠色地產項目在預售期獲得的溢價在轉售或轉租時會大打折扣, 這是由于市場信息不對稱的緣故[52].一方面可能是預售時期消費者高估了綠色建筑的節能性能, 在居住后的實際節能低于預期;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開發商僅僅以綠色宣傳作為市場策略, 但并未采取實際的綠色建筑技術, 導致后期能源消耗更多。因此, 政府可幫助建立綠色住宅市場的信任機制, 使消費者能辨別真正的綠色地產并購買, 更多的利潤也會促進開發商進行相關開發, 由此實現綠色住宅市場的良性發展。Wong指出, 為了更有效地提高綠色建筑的市場滲透率, 需要增加綠色建筑利益相關者的環境意識和對綠色建筑的了解程度[53].
  
  4、內部驅動因素
  
  4.1 道德責任
  
  推動綠色建筑發展的一個內在動機是基于利他主義或個人道德規范和價值觀的親環境行為理念[54].Aliagha等認為, 建設項目業主對綠色建筑的開發可能不完全是由于節約能源和節約成本等帶來益處, 而是由于一種利他主義的信念。即氣候變化及其對人類和環境的影響是真實的, 他們可采取行動減少對環境方面的影響[22].Olanipekun通過對150位綠色認證專家 (GSAPs) 進行調查來研究開發者建設綠色建筑項目的動力, 發現除了政府提供的經濟激勵政策或非經濟激勵政策, 以及市場吸引力等外部驅動因素外, 對綠色建筑開發者而論, 內部驅動因素往往更為重要, 包括開發者的價值觀、環保主義以及對可持續發展方式的倡導, 因此政府政策制定和實施要注重激發開發者的環保意識, 以增加開發者參與綠色建筑實踐的動力[55].Mulligan等指出, 企業、非盈利組織和教育機構是市場中推行可持續發展的引領者, 他們的愿景是減少碳排放和提高能源效率, 并提高公眾對可持續建筑技術和實踐的認識[56].即綠色建筑項目的利益相關者既要承擔保護環境的責任, 又不能忽視對社會和經濟方面的影響[57].
  
  4.2 聲譽形象
  
  在社會中獲得認同感和提高聲譽是綠色建筑實踐的另一個內在驅動因素。充滿競爭和復雜性的商業環境已影響到企業的運作方式, 樹立良好的形象和聲譽已成為企業在行業中生存的必要條件。隨著技術進步水平的不斷提高, 關于濫用職權和不負責任的行為信息很容易被傳播開來, 使企業更加重視自身聲譽和形象。Zhang等通過對我國綠色住宅項目進行了案例研究, 發現開發商認為開發綠色住宅可降低建設和運營成本, 獲得有利的土地價格和更多的融資渠道, 提高企業綠色品牌的聲譽[58].Li等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對澳大利亞綠色建筑委員會 (2004-2011年) 批準的24棟綠色建筑的媒體文章進行了全面分析, 發現“競爭對手中的崇高形象”是澳大利亞高校決策者實施綠色建筑項目的核心動力[59].Andelin等通過調查北歐國家的租戶和投資者對接受可持續建筑的驅動因素, 發現這兩大利益相關群體最顯著的驅動因素是房地產企業形象和文化[15].最近南非的一項研究表明, 良好的公眾形象是建筑公司實施綠色建設項目的最重要的驅動因素[60].通過宣傳自身的綠色形象, 房地產企業可在市場上更具競爭力, 獲得更大的產品需求和更高的利潤潛力。
  
  綠色建筑可進一步體現為企業對社會責任的承諾, 通過承擔這種社會責任, 房地產企業可提升自身形象。社會責任是影響房地產企業競爭力和形象的重要因素, 越來越多的房地產企業開始重視社會責任, 努力建立自己的聲譽, 保持行業的競爭力。許多處于領先地位的房地產企業通過積極傳播、深入實踐綠色低碳地產理念, 使他們獲得大量的媒體宣傳, 從而塑造了良好的企業品牌并實現了企業差異化價值[61].實施綠色建筑實踐不僅可幫助房地產企業實現高水平的環境績效標準, 同時房地產也有助于實現社會方面的可持續性發展, 增強對客戶的吸引力, 因此房地產企業的社會責任已成為企業開發綠色建筑的關鍵驅動力[16].
  
  4.3 人類福祉
  
  建筑物是人類日常生活、生產、娛樂和工作的主要場所, 因此人們對建筑物追求更高層次的舒適性和健康性。綠色建筑可為人們提供更令人滿意、更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環境, 增加個人福利, 從而提升業主對綠色建筑的開發意愿。Devine、Kok比較分析了綠色建筑和非綠色建筑的租戶在居住滿意度方面的差異, 發現綠色建筑中的租戶比非綠色建筑中的租戶滿意度高4%[62].對綠色商業建筑業主而言, 這意味著更少的租戶流失率, 更低的空置率和持續的投資回報。此外, 通過開發綠色建筑可減少工作人員的病假和曠工人數, 提升員工的組織承諾。根據美國綠色建筑委員會的報告, 提高室內空氣質量和能源效率的建筑設計特點可提升員工的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Edwards通過對英國政府與企業的綠色化辦公場所進行了考察, 發現這種建筑可提高勞動生產率, 提升企業的競爭力。例如, 當大型企業綠色辦公室的企業員工生產率提高3%時, 增加的效益可支付建筑照明和供暖的年度能源成本[63].Ries等提出綠色建筑在提高生產力和降低缺勤率方面的經濟效益不應被忽視, 發現當員工從常規建筑搬遷到綠色建筑內, 生產率將提升25%, 缺勤率顯著降低[64].由于綠色建筑對健康和生產力等人類福祉方面的積極影響, 項目業主在本質上或內部被鼓勵開發綠色建筑。
  
  5、結論與研究啟示
  
  5.1 結論
  
  本文通過對相關研究文獻的系統回顧和整理, 首先對綠色建筑內涵和特征進行了辨析, 其次從外部和內部兩個維度建立分析框架, 從法律法規、激勵措施、評級體系、市場需求、道德責任、聲譽形象、人類福祉七個方面對相關研究展開文獻綜述。通過分析發現: (1) 外部驅動因素為綠色建筑的發展提供了推動因素或壓力因素。其中, 法律法規和激勵措施在綠色建筑市場發展初期至關重要。隨著綠色建筑市場的不斷完善和發展, 公眾對綠色建筑的接受程度不斷提升, 市場需求的拉動作用會有所加強。綠色建筑評價標識對各利益相關群體都是最重要的公共信息來源, 因此評價體系的公開性和透明性對綠色建筑市場的發展尤為關鍵。 (2) 內部驅動因素主要是利益相關群體出于自身意志而不受約束的行為, 開發企業的親環境理念促進了對綠色建筑的建設和供給, 通過綠色建筑產品樹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同時為人們提供健康舒適的環境以提升居住者健康水平和員工的生產效率。
  
  5.2 研究啟示
  
  首先, 從相關研究文獻中可見目前對綠色建筑發展的驅動因素影響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外部驅動因素。原因在于綠色建筑內部驅動因素研究多數屬于心理學研究范疇, 而這方面的研究還在不斷探索和發展之中。有關能源效率的相關主題已進行了許多心理方面和行為方面的研究, 但還缺少專門對綠色建筑方面的研究。因此, 對綠色建筑開發的內部驅動因素有待進一步探索, 以提出對綠色建筑利益相關群體的內部激勵措施。其次, 文中綠色建筑發展的驅動因素研究并未限定為特定的國家或特定的地區, 但不同的國家或地區由于各自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差異, 以及綠色建筑發展程度不一致, 所以綠色建筑發展的驅動因素和驅動因素的影響程度各不相同。為了充分發揮驅動因素對綠色建筑的推動作用, 不同驅動因素在各地的有效程度值得進一步研究。尤其是政府方面的激勵措施需要大量的財政支出, 對所實施的激勵措施必須具有實際效用才能避免人力和資金浪費。第三, 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綠色建筑的環境方面, 綠色建筑可持續性的其他方面尤其是社會可持續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綠色建筑的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可持續性對綠色建筑的長遠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盡管部分文獻強調了其重要性, 但關于綠色建筑社會和經濟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未來關于綠色建筑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影響研究有待加強, 如綠色建筑評價指標體系中關于社會和經濟方面的指標設定, 利益相關群體對綠色建筑決策及建設的參與機制研究等。第四, 綠色建筑的外部和內部驅動因素具有關聯性, 如何通過外部和內部驅動因素的互動推進綠色建筑的進一步發展有待深入研究。在綠色建筑的發展中, 政府和私營部門的合作對推動綠色建筑意義重大, 因此政府如何制定政策法規并實施有效的激勵政策, 以刺激相關企業內部驅動因素發揮作用, 值得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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