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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冀東大暴動勝利之組織制度因素剖析

添加時間:2018/03/29
  摘要:1938年冀東大暴動和1944年華沙起義是二戰期間東西方兩場影響重大的民眾武裝反法西斯起義。冀東暴動是反法西斯戰爭史上時間最早、規模最大的民眾武裝起義, 1944年華沙起義是二戰末期影響最大的起義。二者在成敗原因、起義規模與時機、歷史地位與影響等方面呈現較大差異。冀東大暴動由于擁有了團結高效的最高核心領導力量、正確的戰略和策略、一線指揮機構的精準組織等條件, 取得了輝煌勝利;而華沙起義在上述條件中的欠缺則導致其最終失利。
  
  關鍵詞:冀東大暴動; 華沙起義; 勝利原因; 組織制度。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 多國民眾表現出驚人的歷史偉力, 以武裝暴動方式反抗法西斯的入侵和占領, 唯規模與時間、成敗原因、影響等有較大差異。中國1938年冀東大暴動與波蘭1944年華沙起義都是民眾武裝反抗法西斯的典型事例, 占有舉足輕重的歷史地位。兩次武裝起義在地理上一東一西、時間上一早一晚、結果上一勝一敗。但國內外學界對二者的研究成果具有較大差異。華沙起義的研究成果比較豐富。就國外研究而言, 在EBSCO數據庫檢索“Warsaw uprising”, 共有107個結果, 學術期刊論文40余篇。JOSTOR數據庫標題檢索“Warsaw uprising”, 有6篇學術論文。著作方面, 自1972年第一部華沙起義專著出版到2013年, 已有9部專著考察華沙起義及相關問題。就國內研究而言, 通過知網檢索, 1985年至2015年, 有17篇關于華沙起義的論文, 著重探究了起義與大國關系及其影響等問題。但筆者檢索EBSCO、JOSTOR等數據庫, 關于冀東大暴動的研究成果極少。國內學界對兩次暴動的研究較為均衡[1], 但冀東大暴動作為中國抗戰的重要事件, 理應受到國內學界更多的研究。
  
  通過選取二戰后期世界部分國家較有代表性的民眾反法西斯武裝起義并進行統計 (如表1) , 我們可以認為, 1938年的冀東大暴動是反法西斯戰爭史上時間最早、規模最大的民眾武裝大暴動, 也是中國革命斗爭史中最大規模的民眾武裝暴動之一。因而, 加強該問題的研究, 更有其特殊意義。它有助于引起人們對向來被忽視的冀東革命問題的重視, 給予冀東革命應有的歷史地位和歷史評價。2014年9月以來,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加強抗戰史研究, 并提出了“總體要深、專題要細”的要求。紀念和研究冀東大暴動契合了習總書記的新要求--廣度上要凸顯世界背景, 深度上要強化細節, 層次上要深入人民大眾。強化冀東革命問題研究、關注冀東大暴動, 切實符合習總書記的要求, 也有助于擴展二戰史、中國抗戰史與革命史、地方史的研究內容。
  
  冀東大暴動發生于“七七事變”一周年之際。1933年日本侵占山海關后, 通過《塘沽協定》 (1933年) 、《何梅協定》 (1935年) 等條約強占華北, 扶植漢奸傀儡政權“冀東防共自治政府”, 冀東淪陷于敵手。冀東民眾的反侵略斗爭隨之蜂起, 在由北平東進的八路軍第四縱隊的支持配合下, 大暴動于1938年7月初爆發, 持續到8月中旬, “是抗戰以來全國各地所僅有的大規模的人民武裝斗爭”[4].大暴動給予日偽軍在冀東的統治以毀滅性打擊, 解放了多座縣城, 基本摧毀了敵偽在冀東農村的基層政權。就地域而言, 大暴動遍及冀東22個縣11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就人數而言, 大暴動直接參與者達20多萬人, 占冀東人口總數的1/3[5].暴動組建了10萬人的武裝力量, 名為“冀東抗日聯軍”.
  
  華沙起義爆發于二戰末期、1944年8月到10月的波蘭。1939年淪陷于德國后, 波蘭民眾不甘屈服。1944年8月1日, 以寄身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領導的國內抵抗組織“波蘭國家軍”[the Polish Home Army, 又稱Armia Krajowa (AK) ]為主體、包括波蘭工人黨及人民軍[the People Army, 也稱Armia Ludowa (AL) ]在內的多個政治力量參與的反德武裝大起義爆發, 起義力量約4~5萬人[6].但由于自身的種種問題及沒有得到有力的外援, 面對兵力和裝備都占據優勢的德軍, 起義軍民堅持了60多天后被迫投降, 華沙民眾遭受德軍的血腥報復, 死傷20多萬人。華沙起義“是一場有計劃的武裝反擊行動……也是被法西斯占領的歐洲國家中第一個發起的多黨派合作反抗運動, 該運動以公開的武裝斗爭的方式尋求自身的解放”[7].雖然華沙起義沒有實現其國家獨立的目的, 但向世界展示了波蘭民族的不屈精神。
 
  
 
  冀東大暴動的成功、華沙起義的失利絕非偶然。大暴動在外部環境極其惡劣的情況下取得勝利, 華沙起義在外部環境極其優越的情況下卻遭遇失敗, 有哪些因素導致了兩場武裝起義的迥異結果, 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并系統總結的問題。鑒于此, 本文試圖從國際視角、以比較研究的方法, 總結冀東大暴動與華沙起義成敗之歷史經驗, 重點探查影響冀東大暴動勝利的組織制度層面的因素, 以加深對歷史細節的認識, 強化對冀東革命的研究。
  
  冀東大暴動的成功, 得益于組織領導、政策策略、人心向背等多種因素的歷史合力。其中, 組織制度方面的因素值得特別強調。高效順暢的組織制度能夠為事件的發生、發展及取得預期的良好結果提供核心引領、方向指正、秩序規范、資源動員等方面的保障。冀東大暴動勝利之組織制度條件, 涵蓋了從最高決策層到社會基層的多個層面, 包括黨的權威地位與核心作用的發揮、正確的政策思想、中層與基層黨組織的溝通實踐、社會團體的積極參與等內容。以上各種組織制度因素在冀東大暴動中較好地結合在一起, 凝聚成推動冀東大暴動在如此廣泛的地域、動員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反對如此強大的敵人、取得如此輝煌的勝利的最根本動因。與之相反, 華沙起義也正是在這些方面的欠缺, 直接導致其在戰略環境極為優越的條件下失利。
  
  具體而言, 冀東大暴動之最終勝利, 主要得益于以下幾方面組織制度因素。
  
  一、堅定、團結、高效的核心領導機構是暴動成功的制度保障。
  
  一個符合但不限于上述標準的核心領導力量能發揮關鍵性組織保障、精神引領和思想塑造作用, 有利于凝聚與團結一切可能的力量, 保證戰略決策的集中統一, 對于鼓勵暴動者的熱情、提升參與者斗爭必勝的信心至關重要。
  
  1. 冀東大暴動形成了卓有成效的高、中層領導機制。
  
  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局構成了冀東大暴動的高、中層領導機構。
  
  首先,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是冀東大暴動的堅定、團結、統一、正確的核心領導力量。面對日寇的步步緊逼、中國亡國滅種的重大危機時, 中共中央對于我黨我軍在華北應持何種政治、軍事戰略應對日寇入侵, 也一度出現分歧和爭論。在毛澤東同志主導下, 1937年8月的洛川政治局擴大會議成為一場克服分歧、掃除錯誤思想、統一全黨共識的重要會議。經深入討論, “洛甫、林彪、聶榮臻、凱豐、張浩, 包括張國燾, 都明確表態支持毛澤東的主張”, 即便如此, “朱德、彭德懷、周恩來、林伯渠等則表示異議”.為此, 洛川會議后, “在毛、洛的提議下, 仍在洛川的主要黨政軍領導人又召開了一次政治座談會。會議著重討論了幾個涉及國共兩黨關系和抗戰前途的政治大問題”[8].毛澤東再次做了重點發言, 強調了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反對片面抗戰路線的重要性, 指出兩種路線將會帶給中國兩個前途。“朱德、彭德懷、劉伯承、周恩來也都分別發言討論, 表示贊同洛甫的報告和毛澤東的觀點”[9].這一過程表明, 經歷了長征洗禮與考驗的中國共產黨, 更趨成熟與包容, 對問題本身是非曲直的追求要超越單純的思想路線斗爭, 開始成為黨內政治生活的常態。毛澤東的正確領導地位進一步鞏固, 黨內分裂因素和錯誤路線進一步消除, 黨的團結統一進一步加強。此時的中共經過歷史磨難, 已成為一支堅定團結的組織力量, 足以擔當歷史重任。
  
  其次, 中共北方局對中央戰略決策的認真貫徹與對冀東黨組織的思想指導保障了冀東大暴動的成功。如何將核心決策者的戰略思想堅決地貫徹實施直接關系到起義的成敗, 北方局一度扮演了上傳下達的樞紐與關鍵節點角色。1936年劉少奇被任命為中共北方局負責人, 堅決貫徹實施黨中央新時期的思想、政治、軍事戰略, 清除“左傾”路線、“關門主義”對華北與冀東黨組織的傷害, 堅持推行抗日統一戰線政策, 華北和冀東黨組織迎來發展的新契機。為落實毛澤東提出的要在冀東開展抗日游擊戰的指示, 1936年9月, 劉少奇指示河北省委, 要構想在冀東開展群眾性武裝暴動, 并要加緊冀東暴動的思想、軍事、人事、組織和群眾動員等準備, 同時強調要積極借助京津先進的知識分子資源在冀東農村掀起抗日愛國宣傳熱潮。“七七事變”后, 劉少奇進一步指出:“今天華北人民的中心任務, 是廣大地組織與發展抗日游擊戰爭。廣大的游擊戰爭是華北人民抗日最有效的方式。”“在冀東 (這里是在幾年前就被日寇占領并劃為特別區的地方) , 應準備迅速發動抗日武裝起義配合全國的抗戰, 并堅持游擊戰爭。”[10]
  
  其實, 面對華北地區前所未有的政治、軍事局勢, 劉少奇就任后的北方局在如何推行黨中央的戰略決策方面同樣存在爭論。曾任中共北方局副書記的楊尚昆曾回憶了中共北方局內部對抗戰策略的爭論:“ (北方局主要成員) 對統-戰線工作怎么做, 對形勢怎么分析, 有時也有不同意見, 可以爭得面紅耳赤, 過后彼此關系仍很好, 很團結。”劉少奇對華北局勢的看法一度被指責為“民族失敗主義”[11].北方局是黨中央決策的重要執行者、監督者, 其立場、認識對于中央決策能夠順利實時生效至關重要。在此關鍵時刻, 核心領導力量的作用凸顯出來。毛澤東及中共中央的介入迅速理順了北方局內部的歧見, 劉少奇為代表的觀點得到確立, 這為冀東暴動的掃清了思想障礙。
  
  最后, 國民黨勢力在華北的消退最大限度地保證了中共在華北核心作用的發揮。1930年代, 隨日寇的步步緊逼與中日間多個關于華北問題協定的簽訂, 國民黨黨政軍勢力被迫撤離華北, 為中國共產黨在華北、冀東大展拳腳留下了巨大的舞臺空間, 避免了兩黨共存可能引發的矛盾與內耗, 優化和簡化了中國共產黨活動的外部環境。
  
  2. 華沙起義中央領導機構矛盾重重, 運作混亂。
  
  華沙起義的失利是因其缺乏集中、團結、高度權威的領導核心, 以及負責起義事務的不同層級組織機構間的混亂關系。1939年被納粹占領后, 波蘭流亡政府在倫敦建立, 開始策劃國內武裝抗德斗爭。但流亡政府自始至終都面臨一系列難以解決的根本性問題。
  
  首先, 四個政黨組成的波蘭流亡政府存在嚴重的內部橫向矛盾。波蘭流亡政府是起義的最高領導機構, 由國家黨、農民黨、社會黨、勞動黨組成, 但各黨派間“在政治上明顯地分成兩派:以西科爾斯基總理為首的溫和派和以拉奇凱維奇總統和扎萊斯基外長為首的薩那齊派”[12].兩派在內外政策方面有嚴重分歧, 1940年7月, 流亡政府總理西科爾斯基由于推行對蘇緩和政策, 遭拉奇凱維奇總統解除職務, 一度引起政府和軍隊中溫和派的強烈不滿。這一分歧削弱了流亡政府的權威地位, 削弱了流亡政府的影響力、號召力, 也削弱了流亡政府的戰略、政策的制定能力。
  
  其次, 流亡政府作為最高領導核心與起義一線指揮機構間存在廣泛的縱向矛盾。“波蘭國家軍”是活躍于波蘭國內、理論上應接受流亡政府領導的武裝組織, 是起義的主導力量, 實力最強、影響最大。但由于地理遙遠、立場差異等原因, 流亡政府對國家軍缺乏有效控制力。國家軍領導人與流亡政府自戰前起就存在隔閡, 波蘭淪陷后, 分歧進一步加大, “流亡政府與地下政府間在某些問題上存在著嚴重的對立, 二者斗爭的結果是流亡政府最終失去了對地下政府和國家軍的控制。加速了地下政府在行動上的獨立傾向”[13].
  
  波蘭抵抗力量最高領導層內部的分裂使華沙起義的各項行動不能協調一致, 最高領導機構不能消除政治歧見而對各種起義力量樹立絕對的領導權威, 這些都嚴重削弱了起義的根基, 造成起義力量的巨大內耗, 從根本上制約了起義力量的擴大和起義的順利進行。
  
  二、最高核心領導結構制定的正確、操作性強的政治-軍事戰略是暴動成功的思想與政策武器。
  
  中共中央對1930年代國內外形勢的清晰認識及正確的政治-軍事戰略保障了冀東大暴動的成功;波蘭流亡政府對自身實力的高估、對蘇德戰場形勢的進展、對大國政策的錯誤判斷導致了華沙起義的失敗。
  
  1. 中共中央為冀東大暴動制定了正確的政治-軍事戰略。
  
  1930年代中期, 中共中央基于對國內外形勢的正確判斷, 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抗日游擊戰戰略, 使冀東大暴動有了可靠而清晰的指導思想。早在1935年的《八一宣言》中, 黨中央就開始呼吁各地抗日政府和軍隊組成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 對內, “抗日聯軍應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隊合組而成…… (全國民眾) 有錢的出錢, 有槍的出槍, 有力的出力, 有專門技能的出專門技能, 以便我全體同胞總動員”[14].
  
  此后, 從瓦窯堡會議到洛川會議,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抗日游擊戰一以貫之地成為新時期中共抗敵的政治-軍事戰略。瓦窯堡會議上, 黨中央號召:“全中國人民動員起來武裝起來, 參加抗戰, 實行有力出力, 有錢出錢, 有槍出槍, 有知識出知識。”[15]毛澤東所作《論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 (1935年12月27日) 強調:“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 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黨的基本的策略任務是什么呢?不是別的, 就是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16]
  
  不難發現, 這一時期, 中共中央、毛澤東反復強調抗戰的幾個核心戰略問題, 一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 堅持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及中共在其中的自主權;二是堅持“在黨內在全國均須反對投降主義”, 振奮民眾必勝信心;三是堅持抗日游擊戰的戰略戰術, 將山地和平原游擊戰上升到戰略高度予以強調。
  
  中共中央的戰略決策為冀東大暴動的組織和實施明確了思想。中共中央高度重視冀東的戰略地位, 1937年到1938年, 毛澤東多次就冀東抗日游擊戰進行具體部署。“在抗日戰爭期間, 毛澤東或者毛澤東與朱德、周恩來、劉少奇、張聞天、彭德懷、王稼祥、楊尚昆等領導人一起, 專門為創建冀熱遼根據地問題而發的電報、指示、講話就達16次之多”[17].內容具體涉及部隊規模、活動地點、黨的建設、黨群關系等問題。在黨中央的思想指導與政策引領下, 各級地方黨組織同心協力, 保證了冀東大暴動的組織發起與走向勝利。
  
  2. 華沙起義戰略目標失誤加劇了起義的復雜性與阻力。
  
  流亡政府對國際形勢判斷錯誤, 為起義確立了“兩個敵人”的錯誤戰略目標, 同時缺乏合理及臨機應變的政策規劃。
  
  華沙起義的首要目標是德國法西斯, 但流亡政府及國家軍隊領導人都認為, 東線德軍將在極短時間內崩潰, 乘機組織起義解放華沙, 可將歷史宿敵蘇聯擋在華沙城外, 戰后可獨掌波蘭政權, 英美也必會給予有力支持。因而, 流亡政府與國家軍為起義確立了“反德抑蘇”的雙重目標, “當反德的華沙起義1944年爆發時, 其主要目標是推翻納粹在華沙的統治。然而, 其意識形態和政治動機卻是處理倫敦的 (波蘭) 流亡政府與蘇聯及其盟友波蘭共產黨 (盧布林當局) 的沖突”[18].在此基礎上, 流亡政府與國家軍隊領導人更意圖實現波蘭在戰后崛起的雄偉目標。“ (起義領導人之一的) 卡齊米日·索松科夫斯基 (Kazimierz Sosnkowski) 和奧庫利茨基 (Okulicki) 將軍都認為, 1945年美國會入侵蘇聯。波蘭流亡政府相信, 二戰后美蘇都會變得虛弱, 而波蘭將成為世界強國”[19].
  
  但現實是殘酷的。一方面, 戰時的大國合作尚未破裂, 流亡政府和國家軍的反蘇立場不適合美國的對蘇政策, 在波蘭問題上, 美國仍傾向于東西方合作。1944年4月, 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奧·朗格訪問蘇聯, 在與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討論波蘭問題時表示:“美國領導人對波蘭持完全批判的態度。美國人希望改組在倫敦的波蘭政府, 鞏固蘇聯和波蘭的關系。”[20]實踐中, 美國政府既沒有向國家軍提供軍事援助, 也拒絕了國家軍關于提供9700萬美元援助的要求, 只給了1000萬美元[21].國家軍預期的英美大規模援助沒有實現。另一方面, 流亡政府和國家軍表現出極強的機會主義和盲足自大心理。流亡政府構想起義多年, 一直沒有與蘇聯溝通, 沒有制定有效的協同行動計劃。1944年7月31日, 訪問蘇聯的流亡政府總理米科瓦伊奇克與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會談時, 仍沒有告知后者流亡政府的起義計劃。國家軍“單干”的原因是其領導人認為勝利唾手可得。于是, “起義在沒有外部保障--既沒有同盟軍商量好如何支援, 也沒有同已經逼近華沙的蘇聯紅軍商量好如何配合的情況下”爆發了。但結果完全逆轉了流亡政府和國家軍的預期, “起義的槍聲打響后, 原來指望迅速到來的英、美空降兵根本沒有到來”[22].蘇軍也由于事先不知情, 沒有相應的軍事援助計劃, 倉促進攻遭受德軍的頑強阻擊。雖然后來蘇聯給予了起義武裝以大量的武器裝備和生活用品的空投補給, 但總體上于事無補。用安得烈·塔戈斯基 (Andrew Targowski) 的話說, 波蘭流亡政府和國家軍領導人犯下了“地域政治錯誤、同盟錯誤、政治錯誤、軍事指揮錯誤 (Military-Command Mistake) 、軍事動機錯誤 (Military-Motivational Mistake) ”[23]等多項錯誤, 起義失敗不可避免。
  
  三、配置強力有效的一線領導力量是暴動勝利的重要保障。
  
  一線領導力量是承接上層、輻射基層的關鍵節點, 普通民眾所見、所知、所想、所行直接受到一線領導力量的影響, 因而, 起義的一線領導機構對大暴動具有最廣泛、最直接的影響力。如何將核心決策者的戰略思想與決策堅決徹底地貫徹實施直接關系到起義的成敗, 其任務也完全落在一線領導機構身上。在此問題上, 冀東大暴動和華沙起義也形成了明顯差異。
  
  1. 作為基層領導機構的河北省委和冀東黨組織 (中共冀熱邊特委) 擔負起直接領導和推動武裝暴動的重任。冀東黨組織早在1920年代即已組建。此后, 冀東黨宣傳革命思想, 擴大革命組織, 組織工人罷工, 積累了較豐富的斗爭經驗。“九一八事變”后, 河北省委和冀東黨組織逐漸將抵御日寇入侵作為工作重點。“七七事變”后, “中共冀東黨組織堅決貫徹中央洛川會議精神, 執行了一條‘全國人民總動員, 廣泛發動群眾, 武裝群眾, 實行全體人民參加戰爭、支援戰爭的全面抗戰路線’”[24].
  
  作為黨中央戰略的最基層實施者、推動者, 冀東黨組織認真踐行黨中央、北方局的政策決議, 多次召開會議討論冀東抗日暴動問題。另一方面, 冀東黨組織也發動多次抗日起義, 雖然沒有最終成功, 且付出了主要領導人犧牲等巨大代價, 但起義磨練了隊伍, 宣傳教育了群眾, 造成了較大的社會影響, 為1938年大暴動積累了必不可少的經驗。
  
  在此過程中, 冀東黨為暴動進行了大量細致扎實的準備工作, 包括: (1) 政策準備, 即踐行中央決策, 推行統一戰線政策, 成功聯合冀東國民黨組織與各派社會力量, 爭取了大量日偽軍警反正。 (2) 組織準備, 即改組基層黨組織。為更好地領導大暴動, 在上級黨組織的指示與支持下, 河北與冀東黨組織進行了大幅度改革。一是原河北省委進行了拆分, 新的省委專駐天津, 集中領導大暴動;二是整理原有的冀東地方黨組織, 將原京東特委與冀熱邊特委合并, 集中人力物力, 專心領導大暴動。 (3) 人員準備, 即配備有力干部。冀東黨組織在向上級申請政治、軍事干部支援的同時, 開辦多期軍政訓練班, 培訓暴動急需之黨政軍干部。 (4) 輿論準備 (社會動員) , 即廣泛的宣傳教育, 鼓動民眾抗日熱情。“1935年9月, 冀東黨召開貫徹遵義會議精神的會議, 研究決定, 今后黨的工作以抗日為主……從一點一滴發展群眾武裝著手, 開展冀東的抗日游擊戰爭”[25].
  
  2. 波蘭國家軍在對上關系沒有理順的同時, 與當時共存于波蘭國內的其他反德武裝組織的關系也十分緊張。當時的波蘭國內存在多個政治-軍事組織與力量, 如農民軍、人民軍等, 這些組織的政治立場有不同程度的差異, 如人民軍由波蘭工人黨領導、與蘇聯關系極其密切。親西方的國家軍帶有濃重的狹隘的黨派與意識形態歧見, 沒有發揮領導性、凝聚性作用, 沒能有效整合反德抵抗力量, 導致各武裝力量缺乏協調與有效合作, 最終被德軍各個擊破。甚至為牢牢掌控戰后波蘭的政權, 國家軍對左翼的波蘭人民軍處處防范, 不邀請人民軍參加武裝起義的政治、軍事會議, 沒有將起義計劃通告給人民軍, 不將英美蘇的援助物資分配給人民軍等[26].即使對于同為流亡政府內的農民黨下屬之農民軍, 國家軍也缺乏必要的信任, 聯系松散。
  
  同時, 作為起義最直接、最一線的領導者, 國家軍對起義勝利保有盲目樂觀的態度, “國家軍司令部的多數高級軍官都相信起義能取得勝利”[27].在宏觀上國家軍沒能協調好各方關系, 在微觀上對起義的組織準備掉以輕心, 宣傳鼓動混亂不堪, 為起義勝利留下了一系列致命隱患。國家軍紀律松散, 軍官酗酒, 戰前沒有構筑堅固的街壘工事, 沒有設立有效的援助物資接收與分配系統等。甚至當起義發動時, 國家軍的大部分成員居然沒有武器。“起義如期發動后, 起義戰士約為三萬五千人, 但有武器者僅為其中的十分之一, 且幾乎沒有什么戰斗經驗”[28].起義的組織準備之松懈和隨意可見一斑。即使到了起義爆發的最后一刻, 混亂無序還在延續, “華沙起義原定于8月1日下午5時打響, 但是由于組織工作的混亂, 致使華沙各地起義發動的時間不一, 打亂了預定的起義計劃, 使起義的突發性和實效性大打折扣”[29].起義失利在所難免。
  
  四、各種政治與社會力量的良好合作是大暴動勝利的必要條件。
  
  冀東大暴動是華北地區多個政黨與社會政治勢力及其武裝合作努力的結果, 其中, 中國共產黨發揮了主導和骨干作用, 國民黨和無黨派民主力量廣泛參與, “ (中共領導的) 抗聯系統就組建了有7萬多人全副武裝的47個總隊。國民黨和其他抗日軍還有3萬多人”.大暴動過程中建立的抗日聯軍總、副司令分別由社會民主人士、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擔任。因而, 大暴動后, 1938年9月1日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局在賀電中講:“由于冀東國共兩黨同志及無黨派抗日志士的合作, 抗日聯軍與八路縱隊的勝利, 已給日寇以嚴重的打擊, 摧毀了冀東漢奸政權, 發動了廣大的民眾, 配合了全國的抗戰。”[30]
  
  面對日寇入侵, 當時國內進步的黨政軍勢力和社會各階層掀起的抗日救亡浪潮成為我黨推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多黨多派聯合抗日組織制度的重要基礎。“九一八事變”特別是“華北事變”后, 日寇的緊逼和南京政府的積極反共、消極抗日政策激起各派力量的不滿, 多個地方軍政力量對中共的抗日立場表示贊賞。在此背景下, 北方局與冀東黨組織以多種靈活有效的方式, 在冀東地區進行了深入全面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 成功團結了各黨各派力量。在北方局和冀東黨組織的領導下, 1937年12月, 冀東全民性抗日團體“冀東人民抗日自衛委員會” (又稱“華北人民武裝自衛委員會冀東分會”) 組建起來, 標志著冀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委員會成員以中共為主, 也包括國民黨員、社會知名人士和地方士紳、偽軍警頭目等, 這些都成為大暴動的中堅力量。該機構團結了廣大工農基本群眾和知識分子, 爭取了許多地方紳士、民團頭目、偽軍偽警、教育界人士, 并通過他們的影響和社會關系, 把廣大抗日愛國力量吸引團結在黨的周圍, 帶動了全民大起義。這是暴動成功的關鍵所在。
  
  除此之外, 廣泛存在于冀東大地、完全由普通民眾組成的社會基層的群眾性團體, 在大暴動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此類民眾團體主要有青年報國會、婦女報國會、教師報國會和兒童團等, 它們在中共黨的領導與支持下, 團結、動員、組織了冀東的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抗敵斗爭。
  
  結語。
  
  冀東大暴動是在世界與中國反法西斯戰爭處于戰略防御階段而爆發的局部地區的戰役進攻, 體現了中國與河北民眾不屈的意志與頑強的抗爭精神。它的成功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根本原因是中共的正確領導、組織動員以及冀東民眾的反抗精神。“在本世紀30年代中期, 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已走向成熟, 沒有共產黨的領導, 自發的農民抗日斗爭要取得勝利, 是不可想象的”[31].1935年爆發的興隆縣孫永勤抗日救國軍的失敗和大暴動勝利后魯莽西撤遭致的巨大損失都證明了這一點。首先, 孫永勤抗日救國軍雖然得到了中共黨組織的支持和幫助, 但在救國軍中沒有形成堅強有力的黨的組織機構, 削弱了該支軍隊的凝聚力、戰斗力, 在日偽圍剿下最終失敗。其次, 大暴動勝利后, 冀東革命斗爭如何發展、暴動隊伍如何管理成為擺在冀東黨政軍領導人面前的艱巨挑戰。在對冀東形勢作出錯誤估計后, 暴動領導人作出將部隊西撤平西根據地的決定。該決定報請黨中央批準, 但在沒有得到黨中央的明確指令時, 暴動隊伍倉促西撤, 五萬多人的部隊損失殆盡, 只余數千人, 冀東革命斗爭陷入低谷。以上兩個事件也從反面佐證了黨中央在確保大暴動最終勝利中的核心領導作用。
  
  注釋:
  
  國內學界關于華沙起義的研究一是有部分論文, 如《波蘭1944年華沙起義評析--兼論蘇聯在華沙起義中的影響力》 (胡舶) , 二是零散存在于各類歷史著作中。國內學界關于冀東大暴動的研究, 多年來已取得較大進展, 積累了一批優秀成果, 但總體而言, 仍有諸多不足與問題, 如成果數量有限、部分重要問題闡述模糊、研究的系統性全面性不夠、研究視野較狹窄等 (以上主要是筆者檢索中國知網、超星數字圖書等數據庫的認識) .冀東大暴動的研究之薄弱, 與其歷史地位和影響不成比例。1960年, 國內學界第一篇關于冀東大暴動的論文發表, 此后長期斷檔, 1980年代研究才重新興起。從內容上看, 學者們較多關注冀東大暴動的過程、意義等問題。從類型上看, 既有論著可分為: (1) 回憶錄和人物傳記。此類成果數量較多, 具有較高的史料參考價值, 如:《冀熱遼人民抗日斗爭文獻回憶錄》 (1-3輯)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7年) 、《紀念冀東人民抗日暴動》 (中共唐山市委黨史辦公室編, 1988年) 、《河北革命回憶錄》 (第2輯) 、《冀東革命回憶錄專輯》 (1980, 河北人民出版社) 、《冀東革命人物》 (1-3輯) (中共唐山市委黨史研究室, 1988) 等。此外, 一些領導人的回憶錄或傳記也對冀東大暴動有描述, 如《劉少奇傳》 (金沖及,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8年) 、《李云昌回憶錄》 (法律出版社, 2006) 、《曾克林將軍自述》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7) 等。 (2) 專著與編著。部分抗戰史和黨史著作論及冀東大暴動, 但篇幅較小。《中國抗日戰爭史》 (人民出版社, 2011年) 闡述了包括冀東暴動在內的淪陷區人民反抗日偽統治的斗爭, 描述籠統。《華北抗日戰爭史》 (樊吉厚、李茂盛、岳謙厚編寫,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年) 、《華北抗日戰爭史》 (五卷本, 田蘇蘇等主編,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2年) 、《華北抗日根據地史》 (魏宏遠主編, 檔案出版社, 1990) 《河北抗戰史》 (謝忠厚著, 北京出版社, 1994年) 都論及冀東暴動問題, 內容有限。《冀熱遼人民抗日斗爭史》 (冀熱遼人民抗日斗爭史研究會編輯室, 1986) 、《冀東革命史》 (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3年) 、灤縣革命史 (灤縣黨史研究室, 2002) 較詳盡地論述了冀東暴動的過程, 敘述性大于分析性。 (3) 學術學位論文。《冀熱遼抗日根據地研究論文集: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 (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主編) 論述了冀熱遼根據地從籌建 (冀東暴動) 到抗戰勝利期間的冀東地區主要人物、思想和事件, 關于冀東暴動的論文只有4篇。此外, 以“冀東”為關鍵詞對知網進行篇名檢索, 總數達3000多項, 與冀東革命相關的論文主要分布于“中國近現代史” (82項檢索結果) 、“中國共產黨” (29項檢索結果) 、“人物傳記” (27項檢索結果) 三個學科, 但與冀東大暴動直接相關的論文更少, 不過十余篇, 主要探究冀東暴動的原因、過程、意義等問題。冀東大暴動的學術成果已較豐富, 但仍有一定不足: (1) 研究視角尚待擴展。既有研究基本都是從國內角度論述, 缺乏國際視角的研究, 而基于與二戰時期同類事件的比較研究是中國抗戰研究國際化的應有之義。 (2) 研究內容尚待充實。關于冀東大暴動某些重要事件和問題的研究較粗略, 尚待細化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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