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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尤恩《星期六》創傷敘事探析

添加時間:2019/03/21
  摘要:《星期六》是當代英國著名作家伊恩·麥克尤恩的代表作。小說以“9·11”事件、伊拉克戰爭等國際事件為背景, 講述一位神經外科醫生貝羅安在星期六這一天的經歷。本論文試圖從創傷理論視角解讀小說中的個體創傷與集體創傷, 并分析創傷的治愈途徑, 認為作者在書寫創傷的同時也積極地為現代社會人類所面臨的困境提供解決之道:在自省的基礎上尋求救贖、治愈創傷。小說也進一步揭示了作者對歷史的關懷以及對創傷主題的深層思考。
 
  關鍵詞:伊恩·麥克尤恩; 《星期六》; 創傷;
 
  伊恩·麥克尤恩 (Ian McEwan, 1948—) 是當今英國文壇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 他的小說曾多次獲得布克獎、毛姆獎等多獎項提名。“他擅長以細膩、犀利的文筆勾勒現代人內心的種種恐懼與不安, 積極探討暴力、死亡、愛欲、善惡等諸多問題”[1]。《星期六》是麥克尤恩的第九部長篇小說, 也是繼《贖罪》之后的又一部經典力作, 講述的是神經外科醫生貝羅安在星期六這一天的經歷。小說出版后便受到廣泛關注。德琳·瑞斯瓊斯 (Deryn ReesJones) 從科學觀和詩歌觀論述了麥克尤恩將馬修·阿諾德的《多佛海灘》作為其小說情節聚焦點的真正原因[2]。蒂姆·高蒂爾 (Tim Gauthier) 探討了英國人的國民性, 認為小說主人公貝羅安與下層階級代表巴克斯特之間的“共情”實質上是一種形式上的殖民化[3]。國內學者主要從空間敘事、文類屬性、交往理論和景觀社會等層面對《星期六》進行剖析。林莉探討了《星期六》的空間敘事策略, 認為小說以獨特的空間結構表現了21世紀全球化背景中人類生存困境[4]。李菊花運用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解讀小說中蘊含的交往思想, 表現作家對人類理性、和諧交往寄予的美好愿望[5]。耿瀟等則另辟蹊徑, 采用文類研究方法解讀文本, 進而“說明作者如何充分利用這種文類潛在的政治功能表達對當前世界時事、文化及英國社會的看法”[6]。
 
  縱觀目前國內外對《星期六》的研究成果, 從創傷理論的角度解讀該小說的文本并不多見, 國內有兩篇碩士論文對小說的創傷主題進行了探究。王利文運用拉卡普拉的歷史性創傷和結構性創傷理論對《贖罪》和《星期六》中主人公的創傷經歷進行了對比分析, 認為兩部作品都“不同程度地透射出了作者對個人抉擇和倫理道德問題的深層思考”[7]。何其佳通過對小說情節以及人物內心世界的分析, 認為包容和原諒才是擺脫創傷、走向未來的最佳途徑[8]。但通過細讀文本, 筆者認為, 在《星期六》中, 治療創傷的關鍵其實是“自省”, 是在正視自身錯誤的基礎上尋求救贖之道。本文從創傷理論出發, 通過分析小說中的個體創傷、集體創傷以及小說人物的創傷治療途徑, 認為作者在書寫創傷的同時也積極地為現代社會人類所面臨的困境提供了解決之道, 小說也進一步揭示了作者難以割舍的歷史情懷以及對創傷主題的深層思考。
 
  1 個體創傷
 
  美國著名理論專家凱西·克魯斯 (Cathy Caruth) 將“創傷”定義為:“是對突發的災難性的難以承受的事件的經驗。人們對這些突發事件的反應常常是滯后的、控制不住的幻覺或其他形式的困擾。”[9]《星期六》以“9·11”事件、伊拉克戰爭等災難性歷史事件為背景展開敘述, 這便奠定了小說的創傷基調。主人公貝羅安在星期六凌晨目睹飛機失火事件后, 引發出一系列的恐懼與焦慮, 充分證明恐怖襲擊這一突發性的災難事件給人們造成了難以撫平的創傷。而在大篇幅描寫歷史事件帶來創傷的同時, 作者對人物的個體創傷也進行了細致的書寫。
 
  主人公貝羅安是一名高級神經外科醫生, 他的身份與工作環境決定了他每天都必須面對來自他人的創傷, 而“經驗豐富的他已經不會再被目睹的各種傷痛所困擾”[10]8。當他發現病人顱內的組織已經變異, 化療和放射治療也無法有任何療效時, 他絲毫無所顧慮地將這個不幸的消息告知了患者年邁的母親。可見, 作為醫生的貝羅安早已無法對他人的傷痛產生一種“共情”心理。李桂榮將創傷的病例特征進行了綜合分類, 其中比較常見的有:茫然、麻木、過度警覺等。“麻木”, 即木僵, 對周圍的人、事物等反應遲鈍或無反應, 情感淡漠或情感消失[11]29。而這一特征充分體現在貝羅安對待巴克斯特的一系列行為中。星期六的早晨, 貝羅安在行車途中與街頭混混巴克斯特的車發生碰撞。當與巴克斯特等人進行正面交談時, 貝羅安注意到巴克斯特不停顫抖的右手, 而這并不是簡單的顫抖, 貝羅安頓時感到放松, 他決定立馬擺脫這群人的夾擊準備離開。正當他反身的瞬間, 巴克斯特迅速而猛烈地打中了貝羅安的前胸, 兩個同伙將他推到兩車的夾縫間欲實施搶劫, 卻遭到巴克斯特制止, “住手, 我們不要他的錢!”[10]77此時, 巴克斯特臉部異樣的抽動讓貝羅安進一步確定了自己的結論:巴克斯特患上了一種“亨廷頓式舞蹈癥”。這種病癥“從一開始性格上的微小改變, 到手和臉的抖動, 到情緒的變異, 包括———最明顯的癥狀———不可控制的突發脾氣, 到不自覺的痙攣似的手舞足蹈、智力下降、記憶力衰退、認識不能癥、運用不能癥、癡呆、完全失去肌肉的控制力, 有時會出現僵化, 做噩夢的幻覺, 最終是在毫無理智中死亡”[10]78。
 
  貝羅安明知此類病癥將導致何種結果, 但他并未流露出任何情感。他曾聽說這種癥狀可能遺傳自父親, 但也只是猜測, “反正猜測也不會損失什么”[10]78。于是他開始利用自己的醫學知識轉移巴克斯特的注意力, 并利用患者對病情的羞恥感幫助自己逃脫夾擊。巴克斯特的病情并沒有讓貝羅安產生一絲憐憫之情。“貝羅安知道自己已經不會再為患者的遭遇而感到同情, 多年的臨床經驗早就讓他麻木了。更何況貝羅安內心深處一刻都沒有停止過計算還有多久自己才能脫離眼前的危機”[10]82。
 
  貝羅安情感的缺失與麻木使得他在判斷出巴克斯特的病情后, 內心絲毫沒有同情之感, 反而是采取欺騙的手段獲取對方的信任。貝羅安的行為最后導致巴克斯特帶領同伙闖入其家中, 并對其全家人的生命造成威脅。“小說暗示, 貝羅安缺乏共情理解是遭受巴克斯特報復的原因之一”[12]97。
 
  2 集體創傷
 
  個體創傷總與集體創傷有著緊密的聯系, 個體創傷背后往往影射著集體的創傷。凱·埃里克森 (Kai Erikson) 曾指出:“集體創傷是指對社會生活基本肌理的一次破壞, 它損壞了將人們聯系在一起的紐帶, 也削弱了人們之間的集體感。” (筆者譯) [13]恐怖事件發生后, 恐慌、暴力、戰爭的陰影長時間籠罩著西方社會, 孤獨、悲傷彌漫在空氣中, 也注入人們的內心, 人們對暴力事件和戰爭的憎惡也預示著這類事件帶來的陰影將時刻困擾著人們的心理和生活。在這種氛圍下, 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也開始變得脆弱不堪。貝羅安與巴克斯特因一件小事而引發的暴力事件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蘇忱認為, “貝羅安一家與巴克斯特的交鋒是文明進步與恐怖暴力之間的對抗, 也是表面之下隱藏著富裕安逸享樂的西方社會與世界主要宗教的瘋狂一面之間的對立”[12]96。僅因為一次偶然事故, 貝羅安不得不在自己家中與“恐怖分子”針鋒相對, 就在幾個小時以前, 他還曾推測恐怖分子不太可能來謀殺他的家人, 巴克斯特的突然出現否定了他的推測。通過對該事件的剖析可見, 作者將兩個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人之間復雜又脆弱的關系呈現給讀者, 揭示了由貝羅安代表的上層階級對底層人士冷漠淡然的態度, 以及由巴克斯特代表的“恐怖分子”對社會造成的危險是無法預料的, 給人們的心靈造成的創傷也是難以抹平的事實。
 
  巴雷物 (Michelle Balaev) 認為, “創傷理論中無時性 (timeless) 、重復和有傳染力的概念支持了超歷史創傷 (transhistorical trauma) 的文學理論, 它在個人和集體之間建立一種并行的因果關系, 如同在創傷經歷和病理反應之間的關系”[14]77。巴雷物的觀點支持了創傷記憶在代際之間、個人和集體之間以及講述者和聽者或讀者之間傳遞, 并特別指出了這種傳遞構成了創傷文化和集體記憶[14]77。小說中, 貝羅安的兒子西奧以及女兒黛茜, 都是在新時代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 他們都有自己追求的理想、對事物的評判標準。在星期六的凌晨, 貝羅安因目睹了飛機失火事件而耿耿于懷, 當他看到兒子西奧時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剛看到一架起火的客機飛向希思羅機場”[10]23, 可見貝羅安對飛機失火事件感到極度恐懼, 而他的恐懼也在不斷地傳遞給兒子西奧。“你猜是不是恐怖分子?”[10]25“你沒看清是哪個航空公司嗎……你覺得是圣地組織干的嗎?”[10]27———西奧的問題也透露出了他的恐懼與不安。“9·11事件是西奧關注的第一件國際大事, 也是他頭一次接受在這世上除了朋友、家人和音樂之外還有其他事情足以左右他的存在。當時他已經十六歲了, 這種醒悟來得可謂頗晚”[10]25。而對于西奧來說, 要想在這個世界上幸福、簡單地活著, 那就應該“樂做井底之蛙”。其實, 西奧的這種態度是西方社會存在的“犬儒主義”的縮影。面對政治局勢、貧困人口這樣的天下大事, 西奧感到一切都是糟糕透頂, 所以他選擇改變自己的態度———“只關心自己的境遇”[10]29。太多的災難性事故在西奧內心留下了隱形的創傷, 也讓他對這個世界產生了抵觸心理, 所以, 西奧說出了那句自創的格言———“眼界越遠, 失望越多”[10]28。
 
  當貝羅安與女兒黛茜討論伊拉克戰爭事件時, 黛茜堅定自己的反戰立場。她不忍心眼睜睜看著上百萬難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在與貝羅安爭論是否應該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問題上, 父親的妥協、順從的態度徹底惹惱了黛茜, 她希望父親能與自己的想法一致, 讓他明白那些極端主義者、新保守主義者已經接管了美國, 伊拉克只不過是他們玩弄的對象。“9·11”事件、伊拉克戰爭將全世界人民置于極度的恐懼與不安之中, 災難帶來的創傷從貝羅安這一代延續到了下一代。小說這樣呈現兩代人共同的創傷記憶, 透露出作者對社會穩定、世界和平的極度渴望。
 
  在《星期六》中, 對“9·11”事件的描述以及小說人物關于戰爭的爭論突出了小說的創傷意蘊, 在小說結尾, 巴克斯特的突然襲擊給貝羅安一家造成的恐慌, 進一步還原了突如其來的恐怖襲擊事件帶給西方社會的巨大影響。麥克尤恩以個體的創傷影射整個社會的創傷, 將后“9·11”時代的西方社會人性冷漠、人文精神缺失的現狀展現得淋漓盡致, 體現了創傷小說的藝術魅力。小說“不是簡單地訴說個人和歷史的創傷, 而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哲學觀照和反思”[15]。作者在進行創傷書寫的同時, 也在對個人、社會現狀進行了深層思考, 而如何走出創傷成為了許多創傷承受群體面臨的共同困境。
 
  3 創傷治愈
 
  為了走出創傷的陰影, 受創者必須直面創傷, 以積極的態度努力戰勝創傷。
 
  “創傷治療的根本途徑是患者能力的恢復和新的人際關系的建立”[11]32, 而要恢復的能力首先是基本能力, 如“調和沖突、整合人格、重回正常生活”等[11]33。國內多數評論文章都認為, 小說主人公治愈創傷的方式是他選擇包容與原諒了巴克斯特的過錯。但是結合文本細讀, 筆者認為, 貝羅安最后走出創傷、尋求救贖之路是建立在他認識到自身過錯的基礎上, 不斷進行自省的結果。面對巴克斯特的瘋狂舉動, 貝羅安仍在用謊言維護自身安全, 就連西奧也大聲對他吼道:“別說了!爸爸!別說了!你要不住嘴, 他真會他媽的殺死媽媽!”[10]182當巴克斯特聽到黛茜念的一首《多佛海灘》而受到感化卸下防備之時, 貝羅安又一次利用自己的醫學權威轉移巴克斯特注意力, 并與兒子西奧一同將巴克斯特推下了樓梯。其實, 在第一次與巴克斯特發生沖突時, 作為上層階級的知識分子, 貝羅安理應以正確的處理方式化解矛盾, 而他選擇的是利用自己的醫學知識騙取了巴克斯特的信任并將他“拋棄”。當巴克斯特闖入家中實施搶劫時, 他還是選擇同樣的方式。就在巴克斯特摔下樓梯的瞬間, 貝羅安看到了他眼中并沒有恐懼, 而是失望。這一刻貝羅安才“幡然醒悟”, 他意識到了自己欺騙的罪惡:
 
  貝羅安覺得自己從那雙悲傷的棕色眼睛里看到他對欺騙的譴責。他, 亨利·貝羅安, 擁有那么多———事業、金錢、地位、房子, 更重要的是他有家人……但他卻沒有為巴克斯特做任何事情, 沒有給予這個幾乎已經被殘疾基因奪去了一切的可憐的人一點點幫助, 后者即將一無所有。[10]192
 
  就是在這重要的一刻, 貝羅安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他事業有成, 家庭美滿, 卻沒有為這個被殘疾基因奪去一切的可憐之人做任何事。當同事杰伊告訴貝羅安有關巴克斯特的病情后, 貝羅安選擇立刻趕往醫院, 親自為巴克斯特做手術, 挽回這個曾威脅他生命的“恐怖分子”的性命, 并努力說服家人和警察放棄對巴克斯特的起訴。貝羅安清楚地知道巴克斯特能正常生活的時日已經不多了, 所以想努力讓他看到生活的希望。這看起來是對巴克斯特的寬恕, 而其實貝羅安才是尋求寬恕的那個人, 他最后的醒悟也促使他努力去尋找治愈創傷、尋求救贖之路。貝羅安在經歷了這場風波之后, 他更加懂得如何珍惜生活, 珍惜家人。在他第一次領略到那種死亡臨近的恐慌后, 再看到垂死之人都會讓他產生感同身受的悲傷。他也明白對一個黃泉路上的人落井下石是非常無恥的行為。
 
  “麥克尤恩對恐怖主義和無處不在的暴力并沒有采取犬儒的態度, 他在小說中積極思考恐怖暴力的發生之源”[12]98。貝羅安最終意識到自身的錯誤, 并采取積極的措施治愈創傷, 這正是作者為處于恐怖陰影下的西方社會提供的“一劑良藥”。麥克尤恩在結尾升華了小說的主題, 揭示了隱藏在人心底最深處的情感狀態, 對后“9·11”時代的個體創傷及集體創傷進行了深刻反思。
 
  4 結語
 
  麥克尤恩在《星期六》中借助主人公貝羅安的視角, 展現了當代英國社會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精神與心理狀態。在“9·11”事件、伊拉克戰爭等歷史大背景下, 作者對個體創傷與集體創傷進行了全方位的書寫。通過對這部小說的創傷解讀, 筆者認為, 麥克尤恩通過對個體與集體創傷的書寫, 為我們呈現了一幅后“9·11”時代英國社會“傷痕累累”的景象, 同時他也積極地為現代社會人類所面臨的共同困境提供解決之道———在自省的基礎上尋求救贖、治愈創傷———彰顯了作者難以割舍的歷史情懷以及對個人、社會和創傷的深層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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