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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環境對人之“斯芬克斯因子”的變化影響

添加時間:2019/03/22
  摘要:《無辜者》是英國當代著名作家伊恩·麥克尤恩的代表作之一, 小說描述了特定歷史環境下普通人心理世界的微妙變化和行為方式的巨大反差。作者通過戲仿、反諷、隱喻等手法的運用, 批判個體化社會中人趨利避害的心理和行為, 譴責個體化社會道德無序的狀況;同時也呼吁個人面對倫理困境時應理性思考, 樹立相應的責任感和道德意識, 強調和諧的、建設性的倫理環境對人性建構的重要作用。本文運用文學倫理學批評方法, 解讀主人公從“無辜”到“有罪”的轉變, 探討倫理環境對人之“斯芬克斯因子”的變化影響, 剖析作品蘊含的倫理價值。
 
  關鍵詞:《無辜者》; 文學倫理學; 斯芬克斯因子; 倫理環境; 倫理價值;
 
 
  伊恩·麥克尤恩是當今英國文壇最負盛名的小說家, 其作品往往聚焦社會生活中謀殺、怪癖等陰暗主題, 用細膩的筆觸描繪特殊環境下人的變化, 表現出作者敏銳的洞察力。小說《無辜者》是麥克尤恩的代表作之一, 出版于1989年, 在這部小說里作者秉承一貫的寫作風格, 講述了主人公如何從單純天真的青年變成殘忍暴徒的故事。作者選取了驚悚獨特的敘事主題, 運用嫻熟流暢的敘事技巧, 不動聲色地猶如醫學解剖般將故事情節一點一點呈現在讀者面前, 刺激著讀者的感官, 使人欲罷不能。
 
  在英美圖書市場, 《無辜者》被認為是作家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長期處于暢銷狀態, 取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小說出版后不久, 國外評論家就已注意到:“不同于作家之前僅僅關注幽閉個人空間的作品, 《無辜者》更具有歷史語境和社會意識。”[1]杰克·斯雷認為麥克尤恩“準確描繪了現代世界中城市的墮落和政府腐敗狀態下的混亂騷動”[2];巴恩斯從心理分析角度審視作品里呈現的無意識內心領域, 他還進一步分析了小說人物以及作家本人不斷變化的價值信仰[3];多米尼克·黑德在其著作《伊恩·麥克尤恩》中, 基于倫理批評, 討論了這部小說中的“自我”與道德問題[4]。在《理解麥克尤恩》一書中, 馬爾科姆認為《無辜者》“彰顯了作品創作空間的世界性”[5]。相較于西方學者的研究熱度, 國內學者對這部作品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 但近年來有升溫趨勢。羅媛曾就心理學“移情腐蝕”理論分析《無辜者》中暴虐行為的緣由, 強調人自覺抵制誘發移情腐蝕因素的重要性[6]。王悅則從小說的核心意象———“隧道”入手, 揭示其隱喻意義[7]。另有部分碩士博士論文等對該作品有所提及。縱觀目前國內外關于《無辜者》的研究, 批評家們較多地從心理分析、意識形態、歷史主義等方面著手, 然而筆者認為在作品蘊含的文學倫理價值上, 研究者關注還不夠。事實上, 麥克尤恩是一位頗具人文情懷的現實主義作家, 他曾在接受采訪時表明:“小說是一種深化的道德形式, 是進入他人心靈的完美介質。我認為在移情層面上來說, 道德問題始于小說。”[8]70麥克尤恩的大多數作品不僅具有文學審美的功能, 也折射出作家對于道德問題和倫理問題的深入思考, 值得探究。本文擬從文學倫理學的視角, 解讀《無辜者》中主人公從“無辜”到“有罪”的轉變, 探討倫理環境對人之“斯芬克斯因子”的變化影響, 剖析作品蘊含的倫理價值。文學倫理學批評方法是“在西方倫理批評和中國道德批評基礎上形成的, 是一種從倫理視角閱讀、分析、闡釋和評價文學作品的批評方法”[9], 國內由聶珍釗教授首先提出。作為方法論, 文學倫理學批評有助于我們厘清作品中影響人物命運的因素, 客觀評價人物倫理選擇的過程與結果, 獲取作品所給予我們的道德教誨和警示, 對當今社會問題的解決也有著重要的啟迪作用。
 
  一、斯芬克斯因子對主人公行為的影響
 
  小說《無辜者》中, 主人公行為方式的巨大反差無疑是作者呈現給讀者的一個謎, 要揭開謎底, 不妨追溯至古希臘悲劇《俄狄普斯王》。在這部劇中, 有一個重要的文學形象———斯芬克斯, 她的存在推動著整部戲劇的進程, 極具象征意義。斯芬克斯有著人頭、獸身, 她一直為自己的身份而困惑, 想弄明白自己到底是人是獸。斯芬克斯在忒拜城外設謎, 希望過路的人幫她解開謎底, 不少人因回答不了她的謎語而被吃掉。最終俄狄普斯指出謎底是“人”, 斯芬克斯選擇跳崖自殺。斯芬克斯為何跳崖?因為她的“這一行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她為成為一個倫理存在的人最后完成的倫理選擇”, 她意識到作為人是不能吃人的, 其通過“解謎”而獲得的倫理意識驅使她做出思考并為自己曾經吃人而羞愧, 從而主動跳崖“自殺”[10]。經典文學形象斯芬克斯象征著古希臘人對“人”之本質的思考和認識, 他們意識到人的身上人性與獸性是共存的。人在成長過程中, 最先呈現的是與生俱來的天性, 如嬰兒啼哭、吃奶、睡覺等, 此時的人與動物沒有本質區別, 但隨著嬰兒慢慢長大, 其倫理意識通過后天教誨開始出現, 逐漸通過倫理選擇獲得人性 (1) 1, 并把自己同動物區分開來。文學倫理學的觀點認為, 成年后的人即為“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 即人性因子 (或稱理性因子) 和獸性因子共存, 道德性和動物性特征共存。通常情況下, “人性因子是主導因子, 獸性因子為從屬因子, 前者能夠控制和約束后者, 使人成為倫理的人”[9]38。
 
  《無辜者》中, 麥克尤恩描摹了正是這樣一位有著斯芬克斯因子的主人公形象, 且主人公倫納德身上的人性因子和獸性因子始終是動態存在的。值得一提的是, 原著小說名為“innocent”2, 該詞在英語中有兩層含義, 一指天真無邪;二指清白無罪。“天真無邪”是作者對小說主人公最初形象的設定, 呈現了主人公身上人性的一面。作為受過良好教育的英國年輕紳士, 倫納德單純真誠, 待人溫和有禮。工作上, 他和同事相處友好;生活中, 倫納德謙謙君子的風度更是為他贏得了美人芳心, 收獲了愛情。在遇到瑪麗亞前, 倫納德沒有和任何女性有過親密關系。瑪麗亞大他5歲并離過婚, 但倫納德沒有視兩人的感情為兒戲, 而是一腔熱忱, 盡力給戀人提供保護。通過這些描寫, 主人公倫納德彬彬有禮、真誠善良的青年紳士形象呼之欲出, 似乎和標題中“innocent”的第一層含義極為吻合。然而情節的發展很快使讀者發現故事還遠遠沒有結束。和瑪麗亞訂婚的那一晚, 倫納德見到她的前夫奧托, 為了保護瑪麗亞, 倫納德和奧托發生了激烈的肢體沖突, 打斗中, 出于自衛本能, 他身上的獸性因子被激發出來。文學倫理學的觀點認為“獸性因子的表現形式是自然意志, 是動物本能的表現形式, 必要時是自發產生的”[9]38。著名心理學家馬斯洛也曾指出人對安全的需要僅次于生理需要, “安全的需要與生理需要一樣, 是客觀存在的, 有機體可以完全受它們支配, 它們幾乎成了行為的唯一組織者, 調動有機體的一切能量去工作”[11]17。倫納德的獸性因子在特殊情境中反客為主, 壓倒了他身上的人性因子, 使主人公犯下謀殺的罪行。小說情節發展至此, 作者運用第三人稱全知視角, 細膩生動地描述了人性因子和獸性因子這兩種對立力量的交鋒對主人公心理和行為方式的影響, 為主人公的應激行為做了某種解釋。
 
  可是突發事件的演變超出了讀者的預期, 它變成主人公人性因子與獸性因子失衡的導火索, 在接下來的故事中, 由于害怕恐懼, 倫納德的非理性思維進一步占據上風, 道德感淪喪, 繼而做出碎尸甚至叛國等讓人始料不及的事。整個敘述過程中, 作者對情節的安排絲絲入扣, 意料之外卻又情理之中, 表現出高超的寫作技巧, 這里暫且不敘。值得深思的是, 如果說主人公之前的行為尚有可被人接受的原因, 那么此后發生的分尸和叛國等行為就大大超出倫理范圍, 無法再將其視為“innocent” (清白無罪) 。對比該詞的這一層含義, 小說更像是一種反諷, 一種拷問。倫納德本應該在失手打死奧托后, 投案自首, 事實上在事情發生后的第一時間倫納德身上的人性因子仍然占據上風, 他的理性思維規勸他以合乎道德規范的方式解決問題, 然而卻遭到瑪麗亞的制止。瑪麗亞是基督教中圣母的名字, 是溫柔、仁慈的象征。小說中的女主人公表面上溫柔美麗, 實則自私狠毒, 為了個人私利, 她通過抱怨、哭訴、激將和誘導, 一步一步影響著倫納德的理性判斷, 在倫納德道德淪喪的過程中推波助瀾, 這無疑是對圣母瑪麗亞形象的戲仿, 是絕妙的諷刺。害怕法律的制裁、害怕戀人的離去, 此時倫納德身上的獸性因子反過來控制約束了人性因子, 采取了極端的行為試圖讓自己擺脫困境。趨利避害是動物本能, 用亞里斯多德的話說:“凡符合天賦本性的事物, 動物便引以為快, 這就是各種動物在宇宙間樂生遂性的共同歸趨”[12]240, “體現獸性因子的人體感官能夠產生強大的欲望和情感, 即自由意志, 在強大的欲望面前, 人的理性意志有時也顯得無能為力”[9]43。正是在自由意志的驅使下, 倫納德的人性因子再次被抑制, 任憑本能驅使, 在罪惡中越陷越深。
 
  然而, 人的肉體是不能脫離靈魂而存在的。“肉體和靈魂的分離必然導致自由意志失去理性約束, 使人陷入自然主義的泥沼, 任憑原欲泛濫, 使人與獸無異, 不能自控也不能他控, 最終只能造成毀滅”[9]44。殺人碎尸后的倫納德內心焦慮, 呈現出行尸走肉般的游離狀態, 他時而感到“頭昏目眩的疲乏”[13]200, 時而“恍恍惚惚”[13]226, 感覺“這些天一直很怕冷, 似乎老在顫抖”[13]229。顯而易見, 人性的喪失使倫納德陷入倫理困境, 幾乎崩潰。尤其在看見彼此身上最丑陋最殘忍的一面后, 倫納德和瑪麗亞的關系也不復從前。在人的身上, 情和欲不能截然分離, 無論是倫納德還是瑪麗亞, 作為情感的載體, 僅僅是肉體的交流是不夠的, 一味追求欲望只會帶來更大的空虛感, 只有靈魂和欲望的結合才能賦予愛情更深的意義, 才能使兩人的愛情經受住考驗。文學倫理學認為斯芬克斯因子中人同獸之間僅一步之遙, 區別在于理性的選擇。同獸相比, 人具有理性分辨善惡的能力, 能夠通過人性因子控制身上的動物性本能。顯然, 小說中, 主人公倫納德沒有有效地利用自己的理性意志做出正確的倫理判斷, 解決面臨的倫理危機, 相反越陷越深, 淪陷在惡的深淵里。
 
  綜上所述, 基于斯芬克斯因子之說, 主人公身上人獸因子是動態共存的。文學作品中, 每個人都是善惡并存的生物體, 作家正是通過人物身上人性因子同獸性因子的不同組合與變化揭示人物行為和性格的復雜化, 制造不同的倫理沖突, 標題《無辜者》也似乎隱喻了這一觀點。從天真善良到殘忍自私, 從無辜到有罪, 對于這名普通青年男子行為方式的巨大變化, 筆者認為應當辯證地看待, 其暴力行為的成因既緣于個人倫理選擇的錯誤也緣于倫理環境。接下來, 文章將進一步分析導致主人公行為方式巨大變化的另一重要原因———倫理環境。
 
  二、倫理環境對主人公倫理選擇的影響
 
  所謂倫理環境, “就是文學作品存在的歷史空間”, 文學倫理學批評帶有歷史批評的特點, “主張從歷史的視角對文學中各種社會生活現象進行客觀的倫理分析、歸納和總結”[9]256。從上世紀末開始, 文學作品分析開始由以語言、修辭、敘事手法等為中心的“文內研究”轉向更多地關注文學的“文外”關聯, 歷史、政治、社會等因素的加入, 將文學闡釋融入更加寬廣的文化語境。《無辜者》巧妙地將社會歷史背景和人物、情節等交織起來, 就“殺人—分尸—叛國”這一事件過程為讀者展示了主人公倫理兩難的困境。
 
  按照事件發展順序, 作者早在小說開頭就為故事的發生埋下伏筆。1955年的柏林城一片蕭瑟破敗, 是一座剛剛經歷過失敗的城市, 到處是被戰火轟炸過的痕跡, 戰爭暴力的影響還在持續, 酒店里的人們“給啤酒灌得神志不清, 酗酒濫飲, 大喊大嚷, 夸耀著各自干下的血跡斑斑的暴行”[13]14。作品描寫的柏林夜景反映了戰后柏林的日常生活狀態, 展現了城市的荒涼和人們精神上的空虛, 也敘述著壓迫人的空間體驗。在局促緊張的生活空間里, 為了維持基本的生存, 主人公們已無暇顧及美德和正義。事件的始作俑者瑪麗亞和奧托是一對離婚夫妻, 為了爭奪一套條件簡陋的小公寓, 彼此視對方如戰場上的敵人, 爭得你死我活。正是因為這套公寓, 倫納德被卷入紛爭, 失手殺人, 而溫柔的瑪麗亞變成了引誘愛人犯罪的“夏娃”。物質世界的幻滅考驗著人的倫理選擇。大多數心理學家證實個體人所處的環境對他們的心理會產生直接的影響, 溫暖積極的、可以自由自在活動的環境有助于讓人獲得內心的和諧與力量;相反, 單調、無趣、緊張機械的秩序會激發其惡的行為傾向, 因為后者限制了人的發展[14]45。現代社會心理學對外界環境和人的關系做了更為細致的分析研究, 進一步肯定了環境正義與社會正義關聯的客觀存在。《無辜者》中, 作者為讀者呈現的正是這樣一幅“末日”圖景:戰爭使城市支離破碎、殘敗不堪;西方傳統價值體系分崩離析, 城市里迷湯亂性, 人的精神世界貧瘠。倫納德長期浸淫于此, 身上的理性因子如同缺少陽光的植物, 發展受到阻礙, 進而加劇了他獸性因子的膨脹, 為其非理性行為的產生埋下伏筆。
 
  在失手打死奧托后, 倫納德沒有向當地警察自首反而聽從瑪麗亞的建議———分尸拋尸。從倫理意義上, 這一決定無疑是極端錯誤的, 然而于作者而言, 這是他匠心獨具的安排, 有著深刻的喻意。有學者認為小說中的人物之所以逃避責任, 是因為他們在道德選擇方面, 擁有很大的余地, 即“個體化社會道德選擇的模糊性”[15]97。“在當代個體化社會中, ……傳統共同體面臨瓦解, 每個人都必須依靠自身力量來處理問題, 如失業、風險、環境問題等。與此同時, 個體的欲望逐漸脫離宗教信仰、社會倫理規范的約束, 主要受消費對象所誘惑。”[15]18-20信仰的喪失導致一切都百無禁忌, 已有的道德規范遭到了拋棄, 每個人都會產生一種“自我奠基”型道德, 即“道德主體自己決定自己的道德模式, 建立以自我意識為基礎的道德模型, 沒有‘人與人之間存在的相關性’, 因而彼此也就怠于道德責任的承擔”[15]97。例如在奧托死后, 倫納德和瑪麗亞有過爭執, 倫納德希望通過解釋其自衛行為減輕罪責, 但瑪麗亞很清楚地告訴他:“他們不會相信我們說的自衛。誰都不會。如果我們這么說的話, 我們就會進監獄。”[13]182瑪麗亞并未撒謊, 借由這句話作者傳達了以下信息:一、戰后德國人痛恨占領柏林的英法美聯軍, 出于政治原因和個人情感, 德國警察不會秉公辦事, 英國人倫納德很可能會因為打死德國退伍軍人奧托“進監獄, 進德國監獄”[13]183;二、鑒于戰后柏林混亂的割據狀態, 對于奧托, 一個生死無足輕重的戰敗國小人物, 瑪麗亞心中存有“不說, 就無人注意到, (我們) 就不會進監獄”的僥幸;三、于倫納德這也是一種心理暗示, 暗示“不說”比“說”會得到更有利于自己的結果。就是在這樣一個排除了道德的客觀依據和非個人標準的個體化社會, 個人有這種按照適合自己行為準則的方式生活又不必承擔責任的可能性, 這勢必會造成個體間道德標準混亂、社會道德無序的狀態。個人也因此極易喪失道德感, 做出錯誤的倫理判斷和倫理選擇。值得一提的是, 對于分尸這一情節的設置, 作者麥克尤恩還有著另一層用意, 他曾解釋, “他 (倫納德) 將尸體的解剖比作對城市的分割———即飽受炮火侵襲的戰后柏林”[8]56。戰后柏林遭到英、美、蘇、法等國的侵占和管制, 麥克尤恩“用碎尸情景創造了概念性的隱喻, 即把倫納德對奧托尸體的處置比作小說里的身體政治:冷戰時期的柏林。該小說不僅呈現倫納德對奧托施加的暴力, 也是關于施加于社群的政治暴力”[6]40。不難看出, 無論是從個人層面還是政治層面, 麥克尤恩意識到:一個缺少道德標準的倫理環境中, 人極易做出錯誤的倫理選擇, 這也會進一步導致國家或民族的群體道德秩序混亂, 使個體進一步淪為其中的犧牲品和受害者。這一點在主人公的叛國行為中也有所體現。
 
  冷戰時期的柏林, 東西兩大陣營為了謀求各自的政治利益縱容鼓勵間諜行為, “這兒的市民干情報工作的人介于五千到一萬之多。……他們大多是沒有固定的雇主的, 業余客串的, 由小孩子兼職的諜報人員, 以及常在酒吧間里轉悠的那些‘只值一百馬克的小畜生’。只要你給他幾個馬克, 夠他喝上幾杯啤酒, 他就會賣一個情報給你。他們也收買情報”[13]16。不難看出, 倫納德生活的環境缺乏安全感, 人隨時準備通過出賣和背叛獲取自我利益。在這個失去道德底線、價值觀錯位的精神荒原, 人為了生存不擇手段, 這都為倫納德的叛國行為埋下伏筆。當一個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不同于他人的“我”時, 孤獨和焦慮就已經征兆了未來的順從。個人若不能正確地解決個人與他人的關系, 便只能走向虛假的認同和定向, 屈服于有人格和無人格的非理性權威[16]。
 
  綜上所述, 小說中復雜的倫理環境使人難以按照常規倫理秩序梳理思維, 難以確立自己的社會倫理身份, 從而造成倫理困境。作者把普通個體經歷融入到冷戰時期社會歷史背景中, 借此批判無序混亂、道德感淪喪的社會環境是如何對個體潛移默化, 扼殺人的理智和良善。
 
  三、作品的倫理價值探究
 
  作為一部廣受歡迎的文學作品, 從文學審美的角度來看, 《無辜者》無疑是成功的, 其巧妙的構思、緊張刺激的故事情節、細膩生動的描寫、以及精妙的隱喻等等, 足以使讀者感受到閱讀的樂趣和文學審美的意蘊。然而, 文學一直是特定歷史階段社會倫理的表達形式, 文學在本質上是關于倫理的藝術。自古以來, 文學就承擔著道德教科書的作用, 以文字的形式記載歷史中某階段社會生活的道德范例, 為世人提供道德警示, 為人類文明進步提供經驗和教誨, 這是作家的使命。事實上, 麥克尤恩始終履行著這一使命, 他是一位頗具人文情懷的現實主義作家。多米尼克·黑德認為麥克尤恩小說創作的主要動機之一, 就是“要將偶然性對生命的重要影響戲劇化, 探究人物經歷不可預見事件之后所承受的考驗。他秉承了英國文學與默多克作品緊密聯系的傳統, 該傳統謹慎地思考小說和小說家在促進倫理世界觀方面所發揮的作用”[4]11-12。
 
  如前所述, 文學倫理學的觀點肯定了人獸因子的動態存在, 即在倫理環境發生變化時, 人性會隨之變化, 這也說明:人性的完美雖有程度之分, 但人性是客觀存在的。小說《無辜者》中, 麥克尤恩通過戲仿、反諷、隱喻等手法的運用, 批判了個體化社會中人趨利避害的心理和行為, 但同時他也堅信人的自我救贖能力, 相信人能夠根據自己的潛能和理性來認識善和實踐善。在倫納德殺害肢解奧托后, 內心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亂和迷惘, 他在極度疲憊中做了一個噩夢。夢中, 被肢解的奧托重新復活并割斷了倫納德的脖子, 而倫納德不加反抗, 任其擺布。夢境的描寫往往揭示了人物的無意識心理活動, 其荒誕凌亂的情節下隱藏著人物內心最真實的想法。倫納德在夢境中的選擇與古希臘悲劇《俄狄普斯王》中斯芬克斯、俄狄普斯的選擇殊途同歸:都是在其倫理意識回歸后自我終結, 以期償還罪孽。雖然倫納德陰差陽錯地逃離了法律的制裁, 但他始終逃不過良心的譴責, 逃不過道德的拷問。這些事也成為他和瑪麗亞之間無法跨越的障礙, 如果說曾經的瑪麗亞對倫納德而言象征著愛、溫情和美, 是他心靈的皈依;那么之后, 瑪麗亞的存在只是提醒著倫納德倆人曾經犯下的罪孽, 倫納德選擇了逃避和塵封。負疚感揭示了人們在生活中道德的一面, 也是人區別于動物的一個重要方面。通過對倫納德復雜矛盾的心理描寫, 作者暗示即使在最糟糕的狀態下人也會有對善的向往, 有良心未泯的時候。
 
  那么在面臨道德倫理危機之時, 人應如何有效地控制獸性因子的爆發, 同時促進人性因子的發展?除了寄希望于人的自我救贖能力, 還能否有其它具體可行的方法?這也是作家麥克尤恩致力探索的解決之道。
 
  面對當今世界多次發生歷史暴力事件和恐怖襲擊事件, 麥克尤恩曾提出用“移情想象力”這一方法喚回人的道德感和良知, 即在事件發生的過程中, 嘗試“將自己置于他人的心靈進行思考, ……一旦進入受害者的心靈, 就很難表現出殘忍”[6]36。小說《無辜者》中, 作者也對“移情想象力”方法的運用做了某種嘗試。在殺人者倫納德和被害者奧托之間, 作者有意設置了一些相似之處。雖然瑪麗亞將奧托描述為無賴和酒鬼, 但其他人眼中的奧托并非如此。奧托參加過戰爭, 在外人眼中, 甚至被看成是英雄, 戰爭前的奧托“長的很帥, 看上去待人也很和善”[13]141, 這些對年青奧托的描寫不是正和現在的倫納德相吻合嗎?倫納德第一次真正面對奧托時, 其心理是復雜的:“他們兩個在這方面有共同之處———人格上的某些地方相同, 外表, 命運, 以及別的方面也有相同之處”[13]161。通過這些微妙的描寫, 作者暗示倫納德和奧托都并非天生暴徒, 他們的命運有被改寫的可能。試想在沖突發生后, 雙方如果能夠設身處地地為對方想一想, “或多或少地自動理解成為別人意味著什么”[6]35, 那么悲劇可能就不會發生。在作者看來, “想象成為他人是什么樣, 這是人性的內核, 是同情的本質, 是道德的起點”[6]36。
 
  相較于個人力量, 書中還強調了倫理環境的改變為人性的回歸提供了現實可能性。心理學家弗洛姆曾就環境與人性的關系, 提出“為個人提供一個安全、正義、自由的社會環境, 把人的力量引向社會建設的方向上去, 因為建設和創造有益于激發人的能動性和責任心, 從而制止惡的力量”, “這里所指的社會不是局限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或某種政治制度, 而是更團結意義上的全人類”[14]92。無獨有偶, 麥克尤恩在小說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故事的最后, 年邁的倫納德再次回到柏林, 當地“毫無廢墟”, “樹木和草坪也比別的城市多些”, 整座城市重現生機。此時象征著分裂和冷戰時期軍事管制體制的柏林墻即將被拆毀, 德國即將實現統一。作者筆下的柏林欣欣向榮:
 
  他得看了地圖才能找到那個拐彎。到處都是那么整齊, 那么擁擠。他的左邊是一排新的公寓, 在他右邊, 以前難民住的棚屋都不見了。原來的地方建起了許多式樣古怪的單層度假別墅, 外面的花園種植了許多植物。只見一戶戶人家都在戶外那些觀賞木的濃密的樹蔭下用餐。一塊點塵不染的草坪上擺著一張綠色的乒乓桌。他走過懸掛在兩棵蘋果樹之間的一張吊床。灌木叢里裊裊升起了由于野外聚餐烤肉引起的炊煙。噴水的龍頭開著, 淋透了一片片人行道。每一塊小小的土地都收拾得井井有條, 成了個人實現自己的幻想而耕耘出來的驕傲, 也是一家人在家庭生活上取得成功的具體表現。盡管數十戶人家擠在一起, 可是你能感覺得到, 這里有著一種躊躇滿志、發自內心的閑靜。它正在和下午的那股熱氣, 一起冉冉地蒸騰而上。[13]251
 
  柏林城的勃勃生機讓倫納德打開心扉, 面對過去, 他決心去尋找瑪麗亞并與她一起回來, 唯有這樣, 他們才能“了卻前緣”[13]262。無疑, 倫納德的這一舉動暗示著他不再逃避, 而是決定面對和正視過去。倫納德的回歸預示著他迷途知返, 最終可能實現的道德回歸。對比小說開頭和結尾對柏林城的描述, 兩種不同的環境對人性的影響、對人倫理選擇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在分裂、敵對、彼此間以暴制暴的社會環境下, 人性受到遏制;積極、能動、祥和的社會環境更易于人性的復蘇和道德的回歸。從冷戰時期的人間煉獄到“與過去和解”的寬容之城, 柏林變成了一個海納百川的多元化都市, 各國人聚集在柏林, “干著各種不同的工作, 但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的:建造一個新的柏林, 一個新的德國, 一個新的歐洲”[13]147, 這是人們留存的美好愿望, 也是人類為了選擇“善”建立的相應的意識。由此可見, 無論對于個人還是對于社會, 麥克尤恩仍寄予希望, 他給了故事美好的結局, 相信人擁有自我救贖能力, 相信“面對混亂的世界, 我們對于希望和善的行為的能力是無限的”[13]17。
 
  對于麥克尤恩的作品, 作家余華曾這樣評價:他的敘述“似乎永遠行走在邊界上, 那些分割了希望和失望、恐怖和安慰、寒冷和溫暖、荒誕和逼真、暴力和柔弱、理智和情感等等邊界上”[18], 小說《無辜者》的講述同樣也穿梭在多重交叉的界面之間, 彼此滲透, 引人入勝。文學具有強大的共情作用 (empathy) , 《無辜者》中麥克尤恩嫻熟高超的敘事技巧愈加凸顯了這一作用。作為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 它用文字的形式把個人的經驗保存下來與他人共享, 形成道德范例, 引導人類成就更好的自己。《無辜者》通過展示主人公倫納德所遭遇的倫理困境和他的倫理選擇, 帶給讀者豐富的思考和啟迪。借由小說, 作家呼吁個人面對倫理困境時應理性思考, 面對他人應樹立相應的責任感和道德意識, 也辯證地提出營造和諧的、建設性的倫理環境對人性建構的重要作用。小說中體現的道德問題及蘊含的倫理價值, 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 均具有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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