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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翻譯視角下的藍詩玲文學譯介

添加時間:2019/03/23
  摘要:讓世界了解、認識當代中國, 翻譯就是構架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梁。英國著名漢學家藍詩玲 (JuliaLovell) 對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的譯介, 就是在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前提下, 以譯者為中心, 把譯作與原作進行和諧統一的譯介方法。
 
  關鍵詞:生態翻譯; 藍詩玲; 譯者中心; 中國現當代文學;
 
 
  作為世界文學寶庫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現當代文學要“走出去”不僅需要自身 (生態主體) 的努力推動, 也需要外界 (生態環境) 的積極拉動。本文擬從生態翻譯學的視角, 從翻譯生態環境、譯者中心和適應與選擇的角度來分析英國的漢學家藍詩玲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翻譯, 探究中國現當代文學譯介及“中國文化走出去”的路徑選擇。
 
  一、藍詩玲中國文學翻譯的特點
 
  藍詩玲 (Julia Lovell) 是英國倫敦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評論家、翻譯家和中國現當代歷史研究專家, 在西方文學翻譯和文學評論界具有很大的影響力。藍詩玲的中國文學翻譯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 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選取譯介題材。藍詩玲長期以來十分關注中國當代文壇動向與發展, 特別是對現實主義題材作品, 并致力于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翻譯。她獨立完成的譯作包括魯迅的《阿Q正傳及中國故事》、阿乙的《楊村的一則咒語》、韓少功的《馬橋詞典》等。除了翻譯作品之外, 她還長期在英國《衛報》《前景》等報刊文學評論版撰文, 向西方讀者譯介中國當代文壇動態。她以其獨特的視野, 從歷史和現實的不同視角出發,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向西方傳播過程中做出了較大的貢獻。
 
  第二, 洞察翻譯內外環境。從藍詩玲翻譯的中國文學系列作品來看, 其生態研究著眼于文本選擇、翻譯策略和意識形態等三方面。藍氏譯作《阿Q正傳及中國故事》得到了中外學者的廣泛關注[1]。中外學者都對魯迅的藍氏譯本進行了比較細致的研究, 認為藍氏無論是從翻譯倫理上還是從翻譯策略上都展示了她對中國文學經典的敏銳觀察和深刻理解力。
 
  第三, 從歷時和共時的角度展示中國社會的生活風貌。從藍譯魯迅《阿Q正傳》、韓少功《馬橋詞典》等多部具有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品來看, 都帶有關注社會、體察人生的“指向性”, 展現了其生態翻譯的解構能力和特色。從上個世紀動蕩的二、三十年代 (如阿Q所處的中國小鎮) , 到本世紀初中國農村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后的農村現狀, 都是中國具有標志性的歷史時期的生活作品, 展現了現當代中國社會的生活風貌。所以, 藍詩玲在翻譯這些具有“代表性”文學作品展示給西方世界讀者的同時, 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她對現當代中國文學的解構和對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方面的評介。
 
  二、生態翻譯視角下的藍氏文學翻譯
 
  國際生態翻譯學研究會顧問凱伊—道勒拉普 (Cay Dollerup) 指出, 生態翻譯學這一基于中國“天人合一”和諧思想的翻譯理論是一種思維創新。“翻譯選擇適應論”強調的就是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選擇+適應”[2]。藍詩玲對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翻譯突出表現就是以“翻譯生態環境”“譯者中心”和“適應與選擇”三個方面為著眼點, 在翻譯生態環境中做出選擇性適應。
 
  從生態學的角度審視翻譯研究, 譯介活動就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因此, 翻譯不再單一地被視為譯者主觀的“解碼—轉碼”活動, 而應該是譯者把翻譯活動放到整個翻譯生態系統這一大的宏觀背景中, 進行全方位、多維度的審視活動。中國現當代文學所處的翻譯生態環境首先就是中國現當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大環境;其次是譯者翻譯活動所處的中、外文化的譯介環境;第三是翻譯作品的贊助者、出版商、讀者的接受度, 甚至還包括對翻譯作品的文學評論等。
 
  由于歷史、社會、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 中國現當代文學在英語文學世界里的翻譯生態現狀不容樂觀。究其原因, 一是文學創作本身過多背負著文以載道的使命感或過分關注對政治意識形態的表達, 話題過于單一, 缺乏文學審美的民族獨特性;二是由于過分強調社會現實主義而缺乏文學想象和出色的藝術表現形式。因此, 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的譯作僅僅是一些學術研究機構出于研究目的而進行出版, 其結果只能是始終徘徊在主流閱讀群體之外。
 
  “譯者中心”就是將譯者放入翻譯活動中, 使譯者、原作、譯作成為翻譯活動的利益相關的三角, 從譯者視角的“事前預防”準備機制、“多維適應與轉換”行動機制、“整合適應選擇度”評價機制、“事后追懲”檢查機制出發, 全面描敘譯者在翻譯生態環境中的主動選擇和被動適應。
 
  “譯者中心”觀在藍詩玲的翻譯中尤其顯現在其對原作的選取、翻譯策略、翻譯風格等方面。從魯迅筆下的民生凋零到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進城務工人員和農村留守人員的生活現狀, 從湘西的風土人情到描繪“90后”的超現實思想, 從對中英外交關系的歷史闡述到中國對諾貝爾獎的希求情愫, 藍詩玲的選材、翻譯、創作都立足于中國現實, 從一位譯者中心的視角盡力展現一個民族普通人的生活和情趣。
 
  “譯者中心”觀還體現在藍詩玲的翻譯策略選擇上。在翻譯過程中她從英文讀者的角度出發, 選取使用英文俚語、習語等歸化翻譯策略。如在《楊村的一則咒語》中, 故事一開始提到鐘永連 (小說主人公) 去村口“做做群眾工作”, 藍詩玲將其譯為“to prepare your ground first”;當鐘永連和吳海英相互發誓, “要是我偷了, 今年我的兒子死”, 吳海英說。對一個簡單的“說”字, 藍詩玲為了使英文讀者更了解其背后的陋俗而譯為“Wu Haiying accepted the terms of the curse.”等。
 
  藍詩玲的翻譯是在堅持原著思想內涵的基礎上, 努力調試譯文的語言表述習慣, 使之能夠適應西方讀者的閱讀習性、認知能力、和審美感受。如《馬橋詞典》中提到:“當局只是有一種強烈的心理沖動, 要削弱乃至完全掃蕩這些人的名謂權———因為任何一種名謂, 都可能成為一種思維和一整套觀念體系的發動。”[3]藍詩玲把它譯作“Intens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was exercised in order to weaken, even totally undermine, these individual’s rights to a professional label--breeding ground for a body of thought or entire system of beliefs.”
 
  三、當代文學翻譯的出路:適應與選擇
 
  中國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 經濟、政治發展的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但中國文學的向外傳播的廣度和深度仍然不足。以藍詩玲為代表的西方漢學家在對中國文學的西譯過程中做出了很多貢獻。她在對中國文學譯介過程中, 把握生態翻譯的環境, 進而做出適應性選擇的方法, 是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有益借鑒。
 
  文學翻譯要適應生態環境。盡管翻譯活動不能完全套用達爾文的“適者生存”觀點, 但從翻譯的目的和受眾群體來說, 作品的譯介必須要認真對待這些因素。從生態翻譯的“譯者中心”出發活動就是“適應+選擇”, 譯者的選擇究其根本是一種生態適應性的選擇。
 
  文學翻譯要進行“生態選擇”。文學翻譯不是簡單的解碼、轉碼活動, 而是譯者對原著作品的能動選擇, 是在對原著的認知、理解、思考的基礎上的選擇+解碼, 體現的是譯者的思想價值, 適應的是社會生態環境。譯介選擇的目的是為了適應社會的需要。藍詩玲作為譯者能敏銳地捕捉到當下中國文壇頗為引人注目的焦點主題, 彰顯其具有獨到的現實主義視角。
 
  在動態翻譯活動的過程中, 譯者選擇什么、怎樣選擇, 不僅僅是譯者的主觀活動, 而更多地需要考量翻譯作品的社會價值。藍詩玲生態環境翻譯的靈活手法、技巧策略, 以及堅持以譯者為中心與社會相適應的翻譯思想, 對中國文學走出去, 更好地服務“一帶一路”倡議, 具有很好的借鑒價值。
 
  參考文獻
 
  [1] Lovell, Julia.Finding a Place:Mainland Chinese Fiction in the2000s[J].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12, (02) .
  [2] 胡庚申.生態翻譯學的研究焦點與理論視角[J].中國翻譯, 2011, (2) 
  [3] 韓少功.馬橋詞典[M].作家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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