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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新人生》中的神秘主義與后現代主義

添加時間:2019/03/28
  摘要:受伊本·阿拉比的影響, 帕慕克的小說創作中有一種奧秘思維, 即對于任何的人、事、物, 既肯定它, 又否定它, 因為宇宙萬物相連相關, 兩種思維統一于終極真理, 而真理或上帝將永遠是一個奧秘。“肯定”, 源于人的理性及其成果“經驗性知識”, “否定”即解構主義。本文以《新人生》為中心, 對這種思維的特征、本質和價值, 它與帕慕克文學創作的姻緣, 它與帕氏之“同情”詩學的互補關系等問題進行探析。
  
  關鍵詞:帕慕克; 《新人生》; 蘇非主義; 后現代主義; 奧秘;
 
  
  帕慕克是一個具有后現代主義特色的作家。11998年4月27日, 他在《國家報》上自稱為一個快樂的后現代主義者。他說, 在文學上, 自己和博爾赫斯、卡爾維諾屬于同一家族, “在形式、風格、語言、氣氛、角色以及對每本書加以不同考慮方面做實驗, 其樂無窮, 同時, 又充滿挑戰”[1].帕慕克創作的后現代主義特征是近40年的帕慕克研究中成果最豐碩的一個方向, 加茲大學的薩拉齊盧就稱:“帕慕克是土耳其最激進的后現代作家。”[2] (P2) 研究者從帕慕克小說文本的后現代主義路徑解析, 諸如臆造、拼貼、戲仿、迷宮、碎片化敘述、“人影”等等, 不一而足, 抑或與約翰·巴斯、品欽、保羅·奧斯特以及《玫瑰之名》、《尤利西斯》相聯系, 做比較。然而, 有一個問題一直被忽略:這和帕慕克的蘇非主義敘述是何關系?一方面, 這導致一些困惑遺留下來, 無法解開, 例如, 《黑書》究竟是一部玄學偵探小說, 還是一個蘇非寓言?畢竟, 在帕慕克筆下, 蘇非神秘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可不是涇渭分明的。另一方面, 忽略了這個問題, 便與“奧秘思維”失之交臂, 它是帕氏思索、認知世界的一個公式, 也是其文學書寫的重要意義之一。
  
  一、帕慕克:蘇非主義與后現代主義
  
  首先, 簡略梳理一下蘇非神秘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在帕慕克筆下的幾種關系:1、蘇非主義是客體、題材, 后現代主義是主體、思想, 在審美效果上, 這就表現為褻瀆神明, 譬如, 帕慕克在《黑書》中重寫了“魯米與夏姆士”這一歷史迷案并推導出一個驚人結論, 說魯米就是真正的兇手。這“把虔誠的穆斯林們給嚇壞了”[3] (P114) , 帕慕克因此惹上了不少麻煩。當帕慕克說“我的信仰是世俗土耳其的后現代小說”[4] (P243) 時, 大抵指的是這種敘述。2、后現代主義被蘇非主義超越。在《白色城堡》中, 對創作資料來源的公布, 法魯克的新歷史主義態度, 結尾一章中敘事者、主人公、作者聲音的交雜, 這些都屬于典型的后現代主義文本癥狀, 可最終魯米的神圣思想“我即你”把它們融為一爐了。這在于后現代主義和神秘主義傳統本就有密切關聯。3、矛盾。《黑書》中的如夢這一形象擔任了雙重角色, 一方面她是玄學偵探小說中的遇害者, 另一方面她是“神愛論”敘事中的被愛者、被追尋者, 即真主安拉, 最后, 她身中一槍, 倒在了阿拉丁的店鋪里。這該如何解釋呢?帕慕克謀殺了神?假設如夢只是一個無辜的被殺者, 成全的是偵探的智慧或無能、世界的正義或虛無, 那么, 男主人公卡利普對耶拉的替代便不合邏輯了, 全書的意義框架將轟然坍塌。雜合了東西方文學傳統的帕慕克要處理宗教和世俗、蘇非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關系, 難免有所疏漏, 我認為, 這是他的一處敗筆。4、契合, 即神秘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存在一些交集部分, 有相似和相關之處, 已有學者對此做過研究。2簡言之, 它們都反對理性、抵抗權威, 否定固定的自我和文化身份, 青睞鏡子這個比喻, 推崇模糊性、流變和多義性, 也都受到不少曲解和后人的詬病。一些后現代思想家、藝術家都深受各種神秘主義傳統的影響, 如德里達、福柯、博爾赫斯、博伊斯。這樣的話, 單從發生源上講, 有時無法辨識帕慕克的某些話語、人物或其他寫作特征究竟取經于何處了。如《黑書》和《我的名字叫紅》中的鏡子意象蘊意何在?帕慕克的雜合文化觀借鑒了賽義德、霍米·巴巴的后殖民主義思想了嗎?他對凱末爾主義的冷嘲熱諷意在解構, 抑或是對世俗政權投下的一瞥蔑視、一聲痛斥?5、在帕慕克的文本中, 也存在蘇非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毫無關聯的情況, 如《我的名字叫紅》中第50章對兩位苦行僧的描寫就和末尾的元敘事沒什么瓜葛。以上五種關系純屬為了論述的方便, 并不能涵蓋帕慕克筆下蘇非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所有具體聯系, 即便如此, 我希望能為帕慕克研究中這兩個領域起到疏導溝通作用, 這將有助于還原一個更真實的帕慕克。
  
  二、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爾赫斯、伊本·阿拉比
  
  什么是“奧秘思維”?即對于任何的人、事、物、思想既肯定它, 又否定它, 因為宇宙萬物相連相關, 兩種思維統一于終極真理, 而真理或上帝將永遠是一個奧秘, 無法被完全解開。“肯定”, 源于人的理性及其成果“經驗性知識”“權力知識”, “否定”即解構主義。
  
  帕慕克認同并在文本中廣泛應用奧秘思維有一個過程。首先, 這與兩位對他產生重大影響的作家有關, 一位是博爾赫斯, 另一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陀翁是帕慕克最敬仰的人:“我本人確實希望成為第二位陀思妥耶夫斯基”[4] (P231) , 他的《白色城堡》和《雪》, 他對文化沖突、恐怖主義的態度, 以至于對人的欲望、墮落、信仰、傲慢、嫉妒的理解都深受這位癲癇癥天才的影響。而說到陀思妥耶夫斯基, 立即會想到“復調”這個概念, 這正是帕慕克創作的另一鮮明特征, 實際上, 從第二部作品《寂靜的房子》起, 他就開始大量使用復調, 既在形式方面, 也在思想內容上。那么, 何為復調?本質上, 這是一種肯定性思維, 即巴赫金對陀翁小說中多位哲學家、多個聲音的同時肯定, 才形成了就某個問題的一場嘈雜對話。但是巴赫金屏蔽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傾向, 也就是說, 上帝仍是《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的真正主宰者。這兩方面帕慕克都接受了。后來, 后現代主義文學之父博爾赫斯又給帕慕克送來了反諷、游戲和解構:“博爾赫斯和卡爾維諾解放了我。伊斯蘭古典文學的內涵十分保守、政治化, 被保守派們以過時又愚蠢的方式加以利用, 所以, 我從未想過自己和這些東西有何干系。但到了美國后, 我發現自己可以按照博爾赫斯、卡爾維諾的方式去接近這些材料。”[1]帕慕克的小說之精致、博學、思辨性以及反體裁、互文性等手法大多來自博爾赫斯。而在博爾赫斯的小說和其他后現代文本、藝術的背后, 涌動著一股懷疑和否定的精神, 否定體裁的劃分和等級化、懷疑小說的真實性、質疑文學的原創性、質疑權威和固化的“真理”“上帝”……有時, 這酷似虛無主義。“按照博爾赫斯、卡爾維諾的方式去接近這些材料”一語說得較模糊, 事實上, 博爾赫斯熟稔卡巴拉、薩滿教等各種神秘主義傳統, 并在《接近阿爾莫塔辛》、《扎伊爾》、《神的文字》、《阿威羅伊的探索》等作品中游戲過蘇非主義, 所謂“游戲”, 即去其神圣內涵, 然后, 恣意地進行改寫、譏諷或褻瀆。
  
  顯而易見, 這兩種影響是對立的, 一般來說, 對于同一個東西, 你不可能既嘲弄它, 又尊重它、為它辯解, 尤其是關于上帝、人的良心等問題。這時, 帕慕克遇見了伊本·阿拉比 (1165-1240) , 他對真主安拉的認知讓帕慕克恍然大悟:
  
  啊, 穆罕默德!我造出萬物, 召喚他們走向我, 可他們對我的看法卻各異, 并因此產生了分化。其中一支聲稱, 以斯拉是我的兒子 (Ⅸ:30) , 我的手上帶著鐐銬 (Ⅴ:64-69) , 他們是猶太人。另一些人說, 彌賽亞是我的兒子 (Ⅸ:30) , 我有一妻一子, 這是基督徒。有些人則給我配了伙伴, 那是偶像崇拜者。另一群人把我鑄于一種形式中, 這是神人同形同性者。還有人企圖限制我, 物質主義者是也。其中的一支說, 我根本就不存在, 這是穆阿特拉派。穆爾太齊賴派們認為, 我今后不會再出現了。[5] (P88-89)
  
  阿拉比指出, 安拉超越于語言和人的理性、知識之上, 正統神學、哲學捕捉到的是神的一層層“面紗”, 即神跡, 而非神本身。它們在指向安拉的同時, 限制、否定了安拉, 本質上, “他/她/它”是一個“巨大的奧秘”[6] (P19) , 是“奧秘中之奧秘”[7] (P52) .既然“道可道, 非常道”, 那么, 如何言說“道”呢?這位備受爭議的哲學家、詩人給出的答案是:“當你只強調‘他’的超越性時, 你限制了‘他';當你只關注’他‘的內在性時, 你規定了’他‘;當你同時認同這兩者時, 你就對了”[8] (P75) , 即對世俗二元對立、塵世矛盾的包容和超越, 以“人主同一”這一概念為例, 你應當說:“你既不是’他‘, 又是’他‘.”[8] (P75) 這種邏輯聽來倍感怪異, 也許正是因為這種思路的不“理智”、與日常生活格格不入, 伊本·阿拉比陸續背上了一系列名號, 包括傳統派、什葉派、存在主義者、后結構主義者、蘇非主義詩人, 等等。埃德格·古柯納說, 宣揚矛盾或模棱兩可, 尤其是宗教與世俗的矛盾, 是帕慕克一生取得的最高文學成就, 他在專著《帕慕克, 世俗主義與褻瀆:土耳其小說的政治學》的扉頁上寫道:“致將矛盾化作一種存在方式的作家們。”[9]古柯納顯然忽略了一個問題:作者如何將“矛盾”合理化?我認為, 這必須歸功于阿拉比的影響, 他是帕慕克最熟悉的伊斯蘭宗教哲學家, 寫《黑書》、《新人生》時, 帕慕克對《麥加的啟示》、《智慧珠寶》的引用可謂信手拈來。帕慕克不僅接受了阿拉比的神學思考---他和阿拉比對安拉的信仰別無二致, 而且將阿拉比的“奧秘”做了延伸, 應用于藝術、政治和生活的各個方面, 讓它成為了一種普遍思維方式, 如何評價現代土耳其的西化改革?什么是伊斯蘭恐怖分子?頭巾的含義是什么?東方細密畫和意大利肖像畫孰優孰劣?以及自我與他者、人與大自然的關系, 帕慕克統統采用“奧秘思維”去解答。答案是缺席的, 取而代之的是關于某個命題的一幅更全面客觀的圖景、一份同情心和一種渴望去不斷認知的動力。比如, 在土耳其自上世紀80年代起一直持續至今的“頭巾風波”中, 頭巾被西化派、軍隊和政治伊斯蘭視作宗教文化復興的“旗幟”, 帕慕克在寫《雪》時, 一邊略微認可了這一判斷, 確實, 頭巾是穆斯林女孩個人信仰的一部分, 她們甚至為了守護信仰而被開除、毒打, 但在現實生活中, 頭巾并不等于宗教復興, 卡迪菲純粹為了挑釁政府、為男女的平權而戴上頭巾, 有的人因為禿頂戴頭巾, 也有人迫于父母壓力, 想摘掉卻不敢摘。況且, 那些保衛個人信仰的“頭巾女孩”們立志于進世俗大學, 將來從事律師、醫生、秘書等職業, 這與傳統伊斯蘭教給女性規定的角色大相徑庭。于是, 頭巾代表什么?看來這是一個有待重新界定、深入探索的話題。奧秘思維是一種探尋, 在《新人生》中, 這個“奧秘”就是天使和新人生。
  
  三、《新人生》中的“奧秘思維”
  
  “是的, 我喜歡這本書, 可它寫的是什么啊?”[10]《新人生》于1994年剛在土耳其發行時, 讀者們都這么說。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因為《新人生》也是土耳其歷史上銷售速度最快的一部小說, 在一個僅有7000萬人口的國家, 一年售出10萬冊。盡管研究者從教育小說、公路小說、存在主義、“宏大理論” (grand theory) 與瑣碎生活的關系、閾限性等角度進行闡釋, 可一旦回到“它寫的是什么”這個基本問題時, 會發現這種“肢解”并無太大幫助。哈勒曼的評述更直接, 他抱怨這書寫得“令人難以理解”[11] (P229) , 簡直是個“被謎題所包裹謎中之謎”[11] (P229) .也許《新人生》的目的就是創造一個“奧秘”.帕慕克在諾頓演講中提到:“我認為, 作為一個創造者和藝術家, 一位小說家的最高成就就是將一部小說的形式構造為一個謎---解謎之道會揭示小說的中心。”[12] (P170) 不難發現, 《新人生》的結構是一個矛盾體, 主要分為兩部分, 即神秘主義敘述和后現代主義敘述。
  
  首先, 《新人生》有近一半內容來源于蘇非主義, 其中, 以“照明論”為主。這一學派的創立者是12世紀波斯哲學家蘇赫拉瓦迪 (1154-1191) , 他根據《古蘭經》中“真主是天地的光明” (24:35) 和圖斯塔里對“穆罕默德之光”的描述, 建議將真主的本質定義成“光”, 這“純粹之光”持續地向外照耀, 并與不同程度的暗相結合, 于是, 產生了天、地、宇宙萬物。人的體內也有內光, 即靈魂, 它本屬于天使世界, 受天使統治, 可人自降生于世起, 心靈之鏡就蒙上了塵埃, 被食色物欲所誘惑。因此, 人只有努力凈化個人精神世界, 接受光的照耀, 才能獲得永恒福樂。《新人生》的第一句話是:“一天, 我讀了一本書, 我的一生從此改變”[13] (P7) , 書中涌出一道光, 照亮了我的臉。光的炙熱令我眩暈, 又令我的心智清醒。在那光中, 我重鑄自己;在那光中, 我迷失自己;在那光中, 我領悟到未曾知曉、從沒體驗過的存在陰影。我坐在桌前, 翻閱著書頁, 不曾發現每讀一行字、翻開新的一頁, 我的生命都在發生改變。[13] (P7)
  
  這“光”讓主人公奧斯曼拋下22年的人生, 踏上“新人生”的旅途---不眠不休地上車、下車, 與死亡、意外一次次擦肩而過, 渴盼著有朝一日能遇見天使, 返歸光之世界。新人生之旅實際上就是朝圣之旅, 奧斯曼、嘉娜與那些有名無名的“兄弟們”共同組成了一個龐大的朝圣團:“噢, 搭上夜間巴士的人們!我不幸的兄弟們!我知道你們也在尋找失重的時刻。”[13] (P57) “失重的時刻”即死亡。他們演繹的是蘇非的苦修經歷。在這部“你能讀些什么同時能從中領悟宇宙的秘密”[4] (P189) 的書中, 照明論還與拉比阿·阿黛薇葉的“神愛論”相交織, 因為嘉娜既是天使, 也是奧斯曼的“戀人”, 即安拉。奧斯曼對她一見鐘情, 她首次出場時, 儼然一位女神:頭頂“明亮的白色光環”[13] (P40) , 臉上“綻放著和書中一樣強烈的光芒”[13] (P23) , 嘴邊帶著一絲甜蜜的微笑, 漸漸地, “以某種難以理解的方式上升, 最后, 消失不見了”[13] (P40) .在整本書中, 她來無影去無蹤, 所以, 弗蘭德里克·圖特說嘉娜是“一個永遠無法觸摸到的繆斯幻影”[14] (P12) .她的名字Canan意為真主, 奧斯曼說, 她“一定來自那個世界”[13] (P25) .伊斯蘭教主張, 信天使即是信安拉, 兩者同屬于穆斯林的六大信仰, 在嘉娜身上, 兩者倒是真正合為一體了。主人公和故事里的每一個人, 包括恐怖分子、旅店老板、小孩、母親、喋喋不休的老太婆, 都說嘉娜像天使或喚她為“天使”, 天使啊……經歷了這么多風雨后, 我終于在這里找到了你……你知道, 我們搭上巴士走遍一個又一個小鎮, 反反復復地讀那本書, 只是為了和你的目光相遇, 天使啊, 我們只想回應你的目光……我理解了平靜、死亡與時間的意義, 我太快樂了。[13] (P81-82) 這是旅客艾弗森·卡拉在彌留之際說的一番話。嘉娜最終給這位陌生人完成了“浴禮”.至于奧斯曼究竟讀了一本什么書?加拿大作家瑞特認為應該是《古蘭經》。[15] (P23) 但這個問題怕是沒有一個具體的答案, 它也有可能是但丁的《新生》、蘇赫拉瓦迪的《照明的智慧》、阿拉比的《光盞》, 或是賽義德·努爾西的《光之書信》。
  
  其次, 帕慕克又解構了這一切。從第12章起, 讀者慢慢了解到, 奧斯曼所讀之書也叫《新人生》---元敘事, 作者是一位退休鐵路工人, 名叫雷夫奇。這是他為了譏諷土耳其70年代巴士事故頻發、以兒童連環畫為靈感創作的一部小說。經過一番索引, 奧斯曼還發現它從《新生》、凡爾納的《無名之家》、里爾克的《杜伊諾哀歌》、阿卡勒木的《天才也是孩子》以及伊本·阿拉比的著作中獲取、剽竊了大量靈感和段落。帕慕克把這樣的八個段落拼貼在第14章末。“天使”嘉娜呢?她不過是一個世俗又虛偽的女大學生, 她早就和穆罕默特發生過關系, 最終嫁給了一位醫生, 移民德國了。奧斯曼不過是她生命中的一個過客, 她手里的一顆棋子。最早踏上新人生之旅的穆罕默特, 如今以抄書為樂, 不過, 書即《新人生》中的一切, 他已不再相信, 純粹是為了賺錢。他告訴奧斯曼:“書中沒有什么秘密”[13] (P210) , 它不過是個“逗小孩兒開心”[13] (P210) 的東西罷了。所謂新人生, 乃是南柯一夢, 是一種童年記憶、情感挫折和陰差陽錯勾起的幻覺。面對“上帝死了”, 奧斯曼沒有尼采那么狂喜, 相反, 他憤怒并絕望得淚下如雨。他不愿意善罷甘休, 所以繼續研究天使。他研讀了《圣經》和《古蘭經》中的天使、亨利希·曼筆下的“藍天使”、波斯細密畫中的四翼天使、“新人生”牌牛奶糖上的天使等等, 發現它們的形象和特征各異, 但有一個共同點, 即均是文字的虛構和人造之物。一次, 他在馬戲團舞臺上還看見了一位頭戴羽毛皇冠、身穿比基尼的漂亮天使, 可事實上, 那是一個專門“陪鎮上的大亨上床, 只要給她錢, 她就和大兵做愛”[13] (P199) 的妓女。“如今, 我已不再對探尋世界、那本書、人生的意義和唯一的真實抱任何希望, 也一點不渴望它們。我發現自己身處于自在的人群中, 不會暗示什么, 亦不會意指什么。從一戶人家敞開的窗戶望進去, 我看見一家人圍著一張桌子正在吃晚餐。人們就是這么過日子的, 和你知道的沒有差別”[13] (P266-267) , 說出這句話時, 奧斯曼孤寂且落寞, 像是突然老了十幾歲。
  
  毋庸置疑, 這兩種聲音、兩類敘述水火不容, 在時序上, 是后現代主義解構了蘇非主義, 或稱“祛魅”.不過, 帕氏的《新人生》并未結束, 其結尾對小說來說意義重大, 如克默德 (Frank Kermode) 所說, 結尾給讀者以穩定感, 給人物、情節、意象以秩序和意義, 讓開頭得以圓滿。在結尾更容易聽見作者的真實聲音。十幾年后, 奧斯曼已經結婚, 有了女兒, 可在瑣碎的日常生活中, 他體驗到的是沒有激情、沒有意義。他選擇了故地重游。這次, 他與天使四目相對:“天使與我咫尺天涯, 即便如此, 我深知:那深邃、純粹、強烈的光為我而來。麥格魯斯巴士奮力向草原飛馳, 然而, 天使依舊在那里, 既近又遠。晃眼的光刺得我看不清天使的全貌, 但靈魂所體驗到的嬉戲、輕松、自由已證實了一切”[13] (P273) , 天使不像奧斯曼見過、聽過、夢到過的任何一位天使。他“渴望開口說話”[13] (P274) , 卻發不出一點聲音。死亡逼近的那一刻, 奧斯曼仿佛又回到了第一次讀到《新人生》的時光。就這樣, 他“踏上了一個新的人生”[13] (P275) .這才是《新人生》之全貌, 天使、新人生乃至那本書中書都成了謎。《新人生》的內容可以濃縮成這樣一幅圖:
  
  文本的中心是“天使”和“新人生”, 它們和阿拉比的“安拉”很接近, 它們是真主的派生物、象征符號, 并以“奧秘”的方式出場。這使得《新人生》中的兩類敘述的存在狀態和位置發生變化, 神秘主義既對又錯, 后現代主義也一樣, 一個對“√”在了對天使、新人生的信仰和求索中, 一個對在了對人造天使和新人生之理性暢想的拒絕中, 一個錯“×”在了虛無主義、無神論方面, 另一個錯在了理性主義和以教會代替神的野心上。這兩類敘述是對立的, 但也是互補的。這種關系必然導向對“奧秘”的無盡的探索。我想這是表達一個超越性主題最合適的方式, 也是《新人生》的意義所在, 即為什么主人公十幾年來一直迷戀天使和一個未知的新人生。胡拉婭·雅茲奧盧稱, 《新人生》是一部盧卡奇意義上的“小說”, 即“上帝所遺棄的世界的史詩”[16] (P79) , 奧斯曼是一個“現代人”的代表, 他在土耳其這片精神文化衰落、世俗化改革遇挫、找不到民族出路的失意土地上, 畢生努力尋找生之意義或“整體性” (totalitt) , 最后以失敗而告終。[17]我贊同雅茲奧盧的解析, 但是, 在我看來, 奧斯曼并未失敗, 他的死亡是一個悲劇, 而這個悲劇是有意義的, 它喚醒了讀者的整體性思維:“對那些極幸福的時代來說, 星空就是可走和要走的諸條道路之地圖, 那些道路亦為星光所照亮。那些時代的一切都是新鮮的, 然而又是人們所熟悉的, 既驚險離奇, 又是可以掌握的。世界廣闊無垠, 卻又像自己的家園一樣, 因為在心靈里燃燒著的火, 像群星一樣有同一本性。世界與自我、光與火, 它們明顯有異, 卻又絕不會永遠相互感到陌生, 因為火是每一星光的心靈, 而每一種火都披上星光的霓裳。這樣, 心靈的每一行動都變得充滿意義, 在這二元性中又都是圓滿的:它在感覺中是圓滿的, 對各種感覺來說, 它也是圓滿的;它之所以圓滿, 是因為心靈在行動期間沉靜平和;它之所以圓滿, 是因為它的行動脫離開它之后獨自找到自己的中心點, 而且圍繞著自身畫一個完整的圓。”[16] (P19-20) “奧秘”思維所指向的正是這樣一個純真年代, 它讓“自我”向外敞開, 讓世界得以進入, 人類和一切生命形態進入探求理式的自由和幸福中。
  
  四、宗教社會、理性和解構主義
  
  在帕慕克的大部分小說中, 都存在一個奧秘, 而且這個奧秘是小說的“中心”, 或是深層主題。在《白色城堡》中, “白色城堡”多皮歐就是這個奧秘, 在《黑書》中, 是耶拉和如夢之死, 在《我的名字叫紅》中, 是“姨夫大人”負責編制的那套畫冊, 在《雪》中, 是卡的18首詩, 結集為同名詩集《雪》。這種獨特詩學體現了帕慕克的奧秘思維。對帕慕克而言, 閱讀小說尤其是《安娜·卡列尼娜》、《追憶似水年華》之類的偉大小說, 和人類對生活意義、世界之本質的探尋、呼喚、夢想是重疊的、同構的, 即尋找并最終抵達小說的“中心”---“一種關于人生的深邃洞見、一個深藏于文本中的神秘觀點”[12] (P153) .小說之中心的魅力不在于它是什么, 而在于它激勵著我們讀者孜孜不倦地去追尋“[12] (P176) .小說如此, 世界亦然。時至今日, 人類也未曾抵達絕對精神或邏各斯, 其實, 人類對抵達”中心“又充滿了恐懼, 因為那意味著一個笛卡爾式世界的暴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帕慕克說”一位小說家的最高成就就是將一部小說的形式構造為一個謎“, 唯有如此, 讀者才會”滿懷喜悅地體察小說里的每一個模糊角落、每一個人、每一種顏色、每一處風景以及陰影“[12] (P173) .那么, 作為一種思想或詩學, ”奧秘“究竟有何價值呢?
  
  首先, 理性和”經驗性知識“被懸置了。康德說, 人的認知是有極限的, 不能越出”經驗“, 不論如何, 人永遠無法與”物自體“赤裸相對。可惜歷史不是這么發展的, 理性是宙斯, 科學即上帝, 經阿德諾、馬爾庫塞、齊美爾等一大批思想家的分析, 我們對現代性的鐵籠已經不再陌生。追根溯源, 有一個問題是不能漠視的, 即笛卡爾和培根雖然對理性的定位不同, 但最終都將主觀認知、人的解釋強行等同于或誤解為客觀現實, 這勢必導致對立、紛爭, 因為不同認知路徑、體系和權威對同一問題的解釋會發生分歧, 一旦這種分歧被激化, 由語言進入身體、權力和現實領域, 就會發展成武力交鋒。弗洛伊德指出, 自我不僅是理性、邏輯思維的原點, 同時也是欲望、獸性的集散處, 歸根結底, 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老話:”人不是一個鋼琴鍵。“理性、知識與欲望、利益、金錢、權力本就是混雜在一起的, 知識隨時面臨庸俗化、權力化的危險, 最終, 徹底變成一個”真理游戲“.哲學家為王的傳統掩蓋了這一切, 所以, 啟蒙理性終結了人的理性和自由。在帕慕克的筆下, 凱末爾世俗主義者、女權主義者、伊斯蘭主義者、民族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們不停地爭吵, 以絕對真理之名殺人放火或自我犧牲。但在卡、麥夫魯特的眼中, 一切顯得那么荒唐混亂, 因為他們心中懷揣的是一種奧秘式的信仰, 信奉一個奧秘式的安拉, 或安拉式的奧秘。終極”奧秘“的不在場、視一切為謎的思維廢黜了任何知識的王權, 讓理性變得謙遜、開放, 在這一過程中, 人重獲獨立去思考和生活的自由。那將是一種童真的歡樂。
  
  其次, 避免虛無主義。也許解構主義、虛無主義是最后的理性, 理性之人最終開始懷疑理性, 這真是反諷。福柯、德里達之后, 所有的知識和話語都成問題了, 就連”真理“”上帝“也沒有逃脫這種宿命, 幾近被否定、拋之九霄云外了。虛無主義結出的惡果是叢林世界的誕生和”物競天擇“道德的盛行, 所以, 在現代性的荒原上, 可以看到兩幅圖景, 一方面, 人變得自私冷酷、好斗、貪婪, 瘋狂工作, 在金錢帝國和商品盛宴中娛樂至死, 食色性等欲望得到異化的滿足;另一方面, 人的精神世界枯萎, 變得孤獨、脆弱、焦慮甚至是絕望;這兩方面顯然是矛盾的, 在短期內, 精神空虛會進一步刺激人在物欲中買醉, 可最終后者會撕裂、埋葬了前者。這是一個獸的世界, 而非人的世界。而”奧秘“的永恒在場可以終結這種局面, 隨之而來的還有一種仰望星空的敬畏。在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 弗拉基米爾和愛斯特拉岡時刻等待被救贖, 其實, 問題的癥結在于他們連”戈多“ (Godot) 是誰都不清楚, 他們懷疑”戈多“存在的真實性。
  
  再者, 奧秘思維杜絕了教會、神父和宗教社會的復興。歐洲中世紀晚期實是一個放逐了神的理性時代, 教權階層代理了神, 他們僭越神權, 讓沉默的神”開口說話“.這是一種極其危險的趨向, 《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的故事闡明了這個問題:”你想進入人世, 空著手走去, 帶著某種自由的誓約, 但是他們由于平庸無知和天生的粗野不馴, 根本不能理解它, 還對它滿心畏懼, ---因為從來對于人類和人類社會來說, 再沒有比自由更難忍受的東西了!你看見這不毛的、炙人的沙漠的石頭了么?你只要把這些石頭變成面包, 人類就會像羊群一樣跟著你跑, 感激而馴順“[18] (P283) , 90歲的紅衣主教對耶穌說, 他要為了蕓蕓眾生而非圣徒、虔誠的信仰者, 拿起凱撒的寶劍, 以基督之名, 建立一個全人類的獨裁帝國, 屆時, 人會變得軟弱、膽小、動輒流淚, ”但只要我們一揮手, 他們也會……像小孩子似的嬉笑歌唱“[18] (P291) .這是一個微言大義的著名故事, 紅衣主教道出了宗教轉向政治之后的必然命運, 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俄國東正教教會釜底抽薪般的大拒絕, 與此同時, ”為什么上帝一直不在場“這個古老問題也給了明確答案:”出場“意味著獨裁、人之自由的毀滅和信仰的泯滅。因此, 神必須以”奧秘“的形式存在。
  
  總之, 奧秘思維的根本目的在于為人的自由意志限定一個目標和方向---為了”奧秘中之奧秘“的自由。
  
  五、奧秘思維和”情“之復活---人/物
  
  2005年, 在”德國書業和平獎“的獲獎演講中, 帕慕克反復強調”置身于他人語境之中“:”小說史即一部解放人類的歷史:它讓我們置身于他人語境之中, 擺脫自己的身份軀殼, 所以, 我們自由了“[19] (228-229) , ”讀者像作者一樣, 開始想象他者, 他們同樣置身于他人語境之中。這是人類感受內心之謙卑、同情、寬容、憐憫、愛的時刻“[19] (P232) , 他總結道, ”想象是人類最偉大的力量“[19] (P236) , 它可以回答”我們究竟是誰“, 厘清我們頭腦中”陌生者“”敵人“的真實身份, 用來應對人類最原始的仇恨、恐懼和焦慮心理。在接受《新視野季刊》采訪時, 帕慕克把這個想法闡述得更清晰了:”人類擁有一種獨特的能力, 他可以去理解、認同那些與他毫不相干的人, 小說藝術就建基于此上。在我的心靈之眼中, 我嘗試去了解這樣一個人:他與我不同, 來自另一個種族, 另一種性別、文化或階級, 他有點古怪、陌生。我試著去了解他的想法、感受。然而, 他 (或她) 和我一樣, 皆是人類種屬的一員。這種能力的名字叫同情。“[20] (P92) 總結下來, 是一個”情“字。這是”奧秘思維“的應有之義和必然結果, 是平衡理性認知的必要一翼, 是現代社會所匱乏的。如果說理性以自我為中心, 具有霸權、等級化、分隔、功利傾向、靜態、狹隘等特點的話, 那么, 情或帕慕克的”同情“3則指向無限的他者, 企圖把人和人、人和動植物以及整個世界重新縫合統一為一體。
  
  帕慕克特別關注德爾斐神廟門楣上的那句箴言---”認識你自己“, 可他給出的答案卻是”我是他人故我在“[21] (P375) .這正是《黑書》的核心哲學思考, 它書寫的是一個”我即鳳凰“的故事:一天早上, 律師卡利普的妻子神秘失蹤了, 他苦苦尋找妻子的下落, 發現同一天堂兄耶拉也消失了, 他懷疑耶拉和妻子秘密隱藏在某個角落里, 因此, 尋妻變成了找耶拉。最終, 卡利普成為了耶拉, 但他說:”是的, 我是我自己。“[21] (P420) ”他人“如何就變成了”自我“?奧爾罕·帕慕克提出了人類社會中的一個吊詭話題, 即每個人、每個國家和民族都夢想”做自己“, 但同時, 他們處處在模仿”他者“, 對他者充滿好奇。在這本”智慧之書“中, 帕慕克動用神學、哲學、寫作和復雜的歷史文化事實去論述”我即你“”我是他人故我在“這一主題。首先, 他說我們幼時所做的游戲、父母和學校的教導、一位摯友的人生、我們看過的電視劇和電影, 都進入了我們的記憶, 滲入了我們的言行舉止之中, 即”身份即記憶“, 4所以, ”自我“從來都不是純粹的。其次, 自以為有一個獨特、渾圓、立體的自我的人時刻在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盡管我們認為自己是擁有某些不變特性的統一而具體的個體, 事實上我們是許多不同的人:在家中的我們和上班的我們不完全相同, 面對一個法律案件的我們和與寵物或戀人共處的我們不同。我們在不同的地點和時間里有什么樣的主體, 是什么樣的人, 取決于一個文化的法則、話語和思想。“[22] (P142) 依照”角色身份“ (role-identity) 理論來講, 卡利普和律師、丈夫、專欄作家、共產黨、兒子、病人、讀者、偵探等”角色身份“都包含著一定的責任、標準、禁令和期待, 它們共同組成一個”原型“對自我進行規訓與懲罰, 由此生命權力系統實現了對個人的掌控。換言之, 任何一種身份從本質上說是隸屬于社會的, 人不過是漂浮于身份權力迷宮中的一個游魂!最后, 作者借用”人主同一“和存在主義哲學解決了難題, 即在”共在“ (海德格爾) 的存在本質上, 悟道”吾即汝“”我是整個宇宙“, 所謂自我即薩特的”自由選擇“, 它是一個奧秘, 是未完成的、未知的、一直處于變化之中的, 甚至是無限的。
  
  這樣一來, 自我與他人的二元對立就被消解了, 不過, 它不是運用解構和摒棄本質論, 自我和他者全被保留了, 只是二者處于開放狀態, 不斷地分離、交叉、更新。它們更像兩只蛻繭而去的飛蛾, 而非兩灘吹不起半點漣漪的死水。這不僅是一種更輕盈的身份觀, 也充滿了人情味兒, 它要求個體不僅用”腦“思考, 而且用”心“感受, 引導一個人走入另一個民族、文化、性別或階級之異己的世界, 隨其共樂, 與之同憂。在這一過程中, 自我將逐漸臻于完善, 認知將更為準確, 他者也必定不再陌生了。
  
  帕慕克不僅是這么認識人際關系的, 也是這么看待、書寫人與物之間的關聯的, 也許可以稱作”我是他物, 故我永恒“.這尤為體現在《純真博物館》中, 凱末爾用煙蒂、照片、玩具、茶杯、連衣裙、舊電話機、梳子、發卡、懷表、老爺鐘、彩票等不計其數的雜物紀念一段純真愛情, 他蓋了一座博物館, 每當看見或拿起一個物品, 往昔的一段時光便浮現于腦海中, 滿足了他對芙頌的渴望和愛戀, 芙頌死后, 這成為他唯一的慰藉。”物“曾被賦予使用價值、交換價值、符號價值, 而帕慕克受薩滿教影響, 認為物也具有一定的主體性, 甚至和人一樣, 具有精神和靈魂, 因此可以和人互動:”我是一只鐘表, 也是一個物。當你把我看作鐘表時, 千萬別忘了, 我也是物。每當你認識到我是一個物時, 請思考一下時間的內在精神。我的精神既是物魂, 也是鐘表之魂。午夜里, 它閃閃發光, 到了白日, 就返歸自己之中。我也一樣, 回歸我自己“[23] (P140-141) , 這是帕慕克從福特·科普魯 (Mehmet Fuat K9prülü) 的筆記中抄下的一首詩, 原刻于一只掛鐘上。設想”物“有靈, 可以解決時間和死亡的困惑。按照伊教, 人是有靈魂的, 現在、過去、未來故而是沒有意義的, 亦可以說, 是空幻的, 人與眾物的每次接觸、相遇都被記憶所保存, 不僅是人的記憶, 也是物之記憶。
  
  奧秘思維并非帕慕克或伊本·阿拉比的”專利“, 這是否定神學之后必然會產生的一種思維方式。托馬斯·阿奎那就是這么理解上帝的, 他”一方面堅持認為, 我們可以使用語言指稱上帝, 甚至聲稱就其本來含義語言只適用于上帝;另一方面, 他又認為對上帝的指稱有其固有的局限性“[24] (P76) , 他得出結論, ”理解了創造物的善, 必然導致理解上帝的善“[24] (P79) .在世界各大神秘主義宗教和文化中, 都或多或少、或隱或顯地包含了奧秘思維的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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