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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8年間大陸武俠小說研究拓展

添加時間:2019/03/27
  摘要:基于新世紀武俠文學前十年的發展, 從2010年到2018年, 大陸武俠小說研究順著其內在與外在的合力驅動理路, 不斷向深度和廣度上拓展。武俠小說的內在意蘊在研究者的關注下得到深入挖掘, 呈現出從大文學史、文學現象及時代背景角度進行探析、從文化或文化心理角度進行宏觀研究、對作家作品進行深入關照、從敘事學的角度進行研究、延展武俠文學創作的學術深度與廣度、從研究方法的多樣化切入、對大陸新武俠的持續關注、武俠作品的版本研究、武俠文學傳播與影響研究、武俠文學因素研究等多維研究特征。
  
  關鍵詞:武俠小說; 大陸新武俠; 后金庸; 平江不肖生; 還珠樓主; 奇幻小說;
 
  
 
  中國武俠小說在20世紀創造了壯麗的輝煌, 但隨著20世紀80年代中期金庸、梁羽生和古龍等創作者相繼“退出江湖”, 曾經引發過人們對武俠小說前途的擔憂。可喜的是, 20世紀90年代, 溫瑞安、黃易在香港接過武俠小說的大旗, 21世紀則有大陸新武俠的高度繁榮。但是, 自2007年以后, 中國大陸武俠小說創作和出版的數量都有所減少, 異軍突起的奇幻文學沖擊了武俠小說的原有陣營。此時此際, 中國武俠小說努力嘗試與精英文學及其他類型文學相融合, 在融合中突圍, 以期創造新的武俠小說增長點。比如, 2014年第4期《人民文學》推出了“武俠作品輯”, 發表了三篇武俠小說:“非虛構”一篇, 即韓瑜口述, 徐皓峰、徐駿峰著的《武人琴音》;“短篇小說”兩篇, 即趙晨光的《滄浪水》、陳崇正的《玉蛇劫》。雖然三篇作品在武俠小說圈并未引起強烈反響, 卻傳達出一個重要信號:“勇武俠義精神歷來是中華文化的精華部分, 高超細膩的功夫所指, 往往是對傳統人格承續、發揚與缺失的現代追問。‘武俠作品輯', 既有非虛構也有短篇小說, 三部作品刊發出來, 所占篇幅不是很多, 可也不算很少。但愿我們這番謹慎的嘗試, 能夠稍稍呈現出時下武俠文學某種新的創作動向。”[1]不謀而合, 文學類圖書出版的領頭羊--人民文學出版社也前所未有地在2014年推出徐晧鋒的武俠小說《道士下山》《一代宗師》《刀背藏身》《武術會》等。徐皓峰的武俠小說系列作品以民國武林為背景, 看似寫實, 實則寫意, 很好地傳達了作者對江湖、社會和人生、人性的獨特思考;情節變化莫測, 文學色彩強烈;語言簡潔, 跳躍性強, 富有張力;加之和影視藝術相結合, 給大陸新武俠創作帶來了一股獨特的清新之風。人民文學出版社在此時第一次成規模地推出單個作家的武俠文學作品, 顯示了對新時代武俠文學創作的高度認可。同年, 上海文藝出版社策劃出版了陳思和主編的“新世紀小說大系 (2001-2010) ”, 全系列分為9卷, 其中包括姚曉雷編選的《武俠卷》, 編選序言指出:“以往的文學史秩序中, 武俠小說向來難登大雅之堂, 能在不動搖整體格局前提下為個別優秀作家掙得一個附屬地位已屬不易;而在陳思和先生所主編的這一套新世紀小說大系里, 專列一卷武俠小說, 將它完全放到了和其他文學類型并駕齊驅的位置上, 不能不說體現了一種創新。”[2]其后,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高調推出臺灣作家上官鼎的武俠文學新著《王道劍》, 強調雖然是武俠小說, 但該書歷史感強, 對儒家文化和王道思想都做了深刻的描寫;作家出版社推出溫瑞安的“四大名捕”系列作品;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推出由周清霖、顧臻收集整理的“武俠小說家散文系列”之《還珠樓主散文集》。《今古傳奇·武俠版》一如既往推出新人新作, 雖然訂數比本世紀前十年銳減, 但仍有相當數量的武俠粉絲, 且由“俠世界”的大策劃形成了新的武俠文學格局。此外, 網上推出的武俠作品仍然層出不窮。在研究專著方面,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倪斯霆的《還珠樓主前傳》, 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韓云波的《“后金庸”武俠》, 等等。這些武俠小說作品和武俠小說研究專著的出版, 集中于2007年武俠小說走向低谷之后的2014年前后, 顯然具有特殊的意義。筆者在2017年的一次研討會上提出:“這是一個武俠文學開始總結以往創作得失的年份, 也是一個經歷沉寂后再度孕育崛起的年份, 更是一個繼往開來的年份。熱鬧后的冷靜, 冷靜后的思考, 思考后的重新起航, 文學正是在這種循環階梯式的成長中走向成熟!”“一代有一代之文學, 通俗文學類型創作會隨著社會時尚和思潮的變化而變化, 言情、神怪、玄幻、歷史、武俠五種基本類型在這種變化中各領風騷, 此消彼長, 但永遠不會消失, 因為它們永遠占有最多的讀者隊伍, 描寫的是人類永恒的主題!”[3]
  
  與武俠小說創作的情況相反, 這些年武俠文學研究文章數量一直呈上升趨勢, 檢索中國知網以“武俠”為主題的文獻 (含期刊論文、碩博士論文、報紙) , 篇數統計結果令人鼓舞 (詳見圖1) .2000年138篇, 2001年35篇, 2002年204篇, 2003年319篇, 2004年83篇, 2005年362篇, 2006年423篇, 2007年455篇, 2008年455篇, 2009年429篇, 2010年450篇, 2011年558篇, 2012年521篇, 2013年590篇, 2014年585篇, 2015年506篇, 2016年524篇, 2017年317篇, 2018年267篇。可見, 新世紀以來, 與武俠文學有關的研究熱度, 逐年上升。2010年以后年度研究文章每年都超過500篇, 有的年份接近600篇;而2010年以前年度研究文章均未超過500篇;而2000年以前, 每年最多只有100篇左右。武俠文學創作雖然相對沉寂, 武俠文學研究卻相對高漲, 可見學術界對這種創作沉寂的現象進行了反思:一方面是通過學術研究總結經驗與教訓, 期待有更多的優秀武俠文學作品產生;另一方面無論是在深度還是廣度方面, 眾多成果也表現出對武俠文學研究前所未有的拓展和挖掘。
  
  圖1 2000-2018年武俠小說研究論文按年份統計結果柱狀圖 (單位:篇)

  
  基于中國大陸武俠小說創作與出版的變遷態勢及中國大陸武俠小說研究現狀, 筆者認為, 2010年是一個重要節點, 顯示了在武俠小說創作變遷之際學術界的努力。21世紀最初十年, 中國武俠文學研究在斷代武俠文學與武俠活動、跨文化跨學科的武俠心態與觀念、進一步的武俠小說歷史與發展、愈加深化的武俠小說藝術與審美接受、拓展的武俠與現當代文學及中外比較等方面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上述成就已由劉衛英等學者作了述評[4], 本文接著劉衛英等的述評, 分為十個方面, 對2010年以來的中國大陸武俠小說研究進行總結, 以期推動中國武俠小說創作與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一、從大文學史與文學現象及時代背景角度進行探析
  
  武俠文學不但要爭取在武俠文學史和通俗文學史上的地位, 更要從大文學史、重寫文學史的視角去觀照和認識, 才能全方位客觀認識自身的價值和意義。2010年以來, 武俠文學研究視野拓寬拓深, 從大文學史、文學現象與時代背景的角度, 挖掘武俠文學的內在特質, 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關于改革開放后的武俠文學研究, 一些學者及其成果是值得提到的:嚴家炎率先在北京大學講授武俠文學課, 以地勢之利為武俠正名;陳墨“金庸作品系列研究”專著的出版, 開大陸武俠文學作品深入研究之先河;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一書的出版, 從文化和思想上探討武俠文學存在的內在文化基礎;王海林《中國武俠小說史略》和羅立群《中國武俠小說史》的出版, 系統梳理了武俠小說史, 有篳路藍縷之功;徐斯年《俠的蹤跡--中國武俠小說史論》的出版, 從史論角度深入挖掘俠在中國文學史上的蹤跡, 資料詳實, 立論鮮明。這些研究建構了大陸武俠小說研究的第一個高峰。進入21世紀, 伴隨網絡武俠小說的興起, 特別是《今古傳奇·武俠版》創刊及韓云波提出“大陸新武俠”概念, 引發了新一輪武俠小說創作熱潮, “武俠文學研究掀起了第二個研究高潮, 在這個高潮中以徐斯年、湯哲聲為代表的蘇州大學派、以韓云波為代表的西南大學派、以王立為代表的東北派都厥功甚偉, 形成研究中心, 影響巨大。此外, 北京、天津、武漢等地學者的研究也有很大的成績。2010年以后, 這種研究工作在以前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3].
  
  武俠小說一直在文學史上處于被批判狀態, 應以更為客觀平實的文學史觀予以觀照。湯哲聲的《邊緣耀眼:中國通俗小說60年》通過對中國通俗小說60年的考查, 關注通俗小說生存環境影響其生存發展的狀況, 從“通俗小說的語境”和批評標準的建立入手, 論述了20世紀以后中國通俗小說一直處于被正統文藝政策和“精英文學”批判的狀態[5].劉中望的《政治化與大眾化的雙重邏輯--論針對1930年代中國武俠小說的批評熱潮》指出, 這場批評熱潮的實質是新文學陣營對通俗文學的“政治壓倒審美”式批判, 其動因是新文學對通俗文學讀者群的爭奪。中國武俠小說在“反武俠”動力機制的作用下, 積極調整, 不斷前進, 批評是永葆其活力的悖論式法寶[6].徐斯年強調, 應以“多元共生”的現代文學史觀取代二元對立的“斗爭史觀”[7].顏水生的《論武俠小說的文學史模式及其演進》提出, 武俠小說的文學史敘述大致有“史料考證”“平民文學”“舊派小說”“雅俗互動”等模式, 敘述模式的演變表現了“文學革命”中“態度的非同一性”和“文學史重寫”的歷史繼承性[8].
  
  對民國武俠小說的研究, 也因文學史視角的代入而豐厚深刻起來。湯哲聲指出, 文學史的構成也就是對經典作家作品的排列, 《蜀山劍俠傳》位列其中當之無愧[9].張泉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亟待整合的三個板塊--從具有三重身份的小說家王度廬談起》, 通過解析王度廬淪陷區的作家、少數民族作家、通俗作家三重身份所形成的錯綜復雜闡釋迷局, 認為這使得王度廬在中國現代文學通史中處于缺失狀態, 這一個案可以推進方興未艾的重寫文學史工程[10].韓云波的《平江不肖生與現代中國武俠小說的內在糾結》指出, 平江不肖生以《江湖奇俠傳》和《近代俠義英雄傳》所表現的“江湖”和“近代”兩大創作路向的并存, 反映了現代武俠小說在追求趣味與追求品位之間難以兼顧的矛盾糾結, 這種矛盾糾結貫穿了整個中國現代武俠小說的始終, 并成為中國現代武俠小說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11].韓云波的《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與民國武俠的“后不肖生”時代》進而認為, “在文本的研究中進一步拓展至整個民國武俠的中時段歷史, 則可引入’后不肖生‘的研究視角, 正如’后金庸‘研究視角一樣, 可以看到該中時段武俠繼承與創新的邏輯基點與邏輯理路”[12].張元卿的《民國武俠小說的民間記憶》提出, 民國武俠小說的民間記憶反映了傳統文化經由武俠小說對百年來中國人精神的影響, 建議把記憶研究引入民國武俠小說研究領域[13].宋文婕、韓云波的《武俠小說研究的理論模型--以還珠樓主為例》提出, “武俠小說研究需要更加重視的是’第二世界‘的建構, 并由此建構起武俠小說研究的有效理論模型, 帶動武俠小說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在民國武俠歷程中, 還珠樓主是一個典型的存在”, 而“關于還珠樓主的學術研究, 已經形成了較完整的學術邏輯、較系統的學術構成、較突出的學術亮點, 可對武俠小說研究理論模型的建立有所啟示”[14].
  
  新武俠小說的文學史定位一直是研究者們熱烈討論的話題。賈振勇的《反抗理念桎梏, 回歸文學本源--論文學研究的知識譜系、價值秩序與金庸小說闡釋的有效性》認為, 金庸小說作為一個經典的學術案例, 體現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內在變革與歷史演進, 也讓我們感到依然面臨深層次的問題和癥結[15].對于金庸及其小說出現評價反差極大的情況, 朱壽桐的《意義張力的消解:“漢語新文學”概念之于金庸研究的價值》指出:“歸結為如此過度的褒貶其實都是國族意識導致的意義張力作祟的結果, 而這種意義張力來自于特定的研究對象個體與國家民族等宏大語境之間形成的巨大落差。中國現代文學或20世紀中國文學等學術概念和學術平臺自然而然會激發評價者的國族意識, 從而不可避免地形成意義張力對學術的干擾。漢語新文學的視角避免了宏大語境的自然滲入, 也就規避了意義張力對學術評判的干擾, 從而為金庸研究回歸學術理性提供了可能。”[16]李以建的《金庸小說研究的前沿進展與體系構建》指出:“在當前的金庸小說研究中, 有五個方面值得高度關注:一是金庸小說研究對學術本位的回歸;二是金庸小說的經典化問題;三是金庸小說研究的多方位視角;四是金庸小說研究的學術增長點;五是西方文藝理論對于金庸小說研究的意義。”[17]這既是金庸小說研究最前沿的進展, 也構建了金庸小說研究較為完整的體系。馬琳的《金庸武俠小說經典化的民間途徑》認為, 金庸小說經典化的民間途徑以“自在自為”的方式存在并發揮作用[18].陳夫龍的《金庸小說經典化之爭及其反思》從新世紀文化語境出發, 將金庸小說置于經典化的理論視域, 考察經典化論爭的狀況, 發掘其經典潛質, 反思論爭背后存在的相關問題[19].韓云波還指出, 金庸因為“不拘泥于傳統武俠小說的創作類型, 在文類功能、文類歷史和文類品位三方面都做出了具有變革意義的道路選擇, 從而實現了武俠小說主流化的創造性轉換, 也使其作品成為武俠小說的一座高峰”[20], 在武俠類型成長的歷程中起到了繼往開來的作用。而以金庸為標志形成了武俠小說史發展的關鍵性節點, 展現了武俠小說家對“中國道路”的深入思考[21].
  
  關于新武俠小說在臺灣地區的境遇, 林保淳的《臺灣查禁武俠小說之“暴雨專案”始末探析》在收集與整理史料的基礎上, 揭示了1960年臺灣“警總”查禁武俠小說“暴雨專案”的真相始末, 對于進一步了解臺灣武俠小說發展史的脈絡有極重要的幫助, 同時對于認識臺灣武俠小說形成的獨特原因、臺灣武俠小說的成就與不足都有很大的益處[22].
  
  “后金庸”武俠時代的武俠小說研究也得到了關注。韓云波的《“后金庸”武俠小說創新的發生學邏輯理路》從發生學的邏輯理路觀察“后金庸”武俠小說創新的內在機理, 總結了以溫瑞安為代表的“抵抗突變式創新”、以黃易為代表的“另辟蹊徑式繼承”和大陸新武俠以鳳歌為代表的“漸變改良式革命”三種邏輯理路, 這對于理解1985年之后的武俠小說提供了思維路向的借鑒[23].
  
  二、從文化積淀或文化心理角度進行宏觀研究
  
  從文化積淀或文化心理角度進行宏觀研究, 深入探討武俠小說的內在規律和社會內涵, 挖掘其俠義精神代表和反映的中華文化內在本質, 彰顯民族文化精神, 是這一階段研究走向深入的表現。中華文化源遠流長, 傳統主流文化和多種多樣的亞文化在歷史的發展演變中彼此滲透、相互交叉, 對武俠小說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吳秀明和黃亞清的《金庸武俠小說與地域文化現代性構建--兼談地域文學在一體化進程中的文化應對策略》[24]、羅立群的《明清長篇劍俠小說的演變及文化特征》[25]等文章, 分別從地域文化現代性構建、傳統文化等角度考察了其對武俠小說的影響。王立的《民國武俠文學與國學之關系》認為, 以國學為體, 武俠文學為用, 可以展現國學與武俠文學的相通性, 國學與武俠文學分別體現了文化的雅俗分野, 既與文學史上的詩文分體有關, 也與時代和受眾群體有關, 有利于互補互動[26].
  
  “俠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不僅存在于武俠天地中, 而且深深地滲透到歷史文化和文化心理當中。文化心理學研究尤其重視文化的多元性、文化背景和心理的多樣性, 將這一方法引入武俠文學研究尤能發人深省。蔣勇的《文人之俠的崛起對中晚明文學的影響》從歷史文人俠客化的視野出發, 以豐富的史料挖掘明代文人心態中的俠性, 證明了俠文化對文人的深刻影響, 推進了明代文學思想研究的演進[27].宋巍的《中國武俠小說的民族心理接受基礎探析--以上古神話為中心》通過對上古神話和武俠小說的對比研究, 認為上古神話中記載和揭示的向暴力傾斜的原始道德, 是中國人接受和喜愛武俠小說的民族心理基礎。武俠小說中所表現出的俠義崇拜心理, 對人們產生了深刻影響[28].
  
  武俠小說體現出的強烈俠義精神和自由精神, 從古至今吸引了眾多讀者。劉帥的《弱者的英雄夢--論清末以來中國武俠熱的內在動因》認為, 清末以來的武俠熱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結果, 最重要的是它創造的武俠世界契合了“民族心理防衛機制”, 包含了積淀在大眾心理深處的“英雄”“智慧老人”和“洞穴”等原型[29].譚光輝的《武俠小說與20世紀80年代大眾文化的自由精神》認為, 武俠小說遠離政治經濟現實、敘述者必然要與人物拉開距離、安排武功相生相克的原理、強烈的傳統文化自由觀、自由的想象力五條保證自由的原則, 使得武俠小說成為20世紀80年代最流行的小說品種[30].
  
  三、對作家作品進行深入研究
  
  這時期作家作品研究呈現出兩方面特點:一是關于大家名家的研究較為集中而深入;二是關于民國時期武俠文學作家研究進一步受到重視。前者如金庸作品研究已經涉及方方面面, 體現了對經典的全方位解讀。由于金庸小說研究目前已經自成一個領域, 本文已在多個部分涉及相關研究成果, 故不再單獨進行總結;后者如平江不肖生、還珠樓主都因為召開了相關的研討會而出現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 王度廬和張恨水等的研究也較為充分, 王韜、徐春羽、朱貞木和鄭證因等作家出現了專門的研究文章。
  
  2011年是平江不肖生向愷然110周年誕辰。范伯群的《論民國武俠小說奠基作〈近代俠義英雄傳〉》[31]、張樂林的《現代性的凸顯:論平江不肖生〈近代俠義英雄傳〉》[32]對平江不肖生的扛鼎之作從文化、思想及藝術等多個角度予以充分肯定。徐斯年的《向愷然的“現代武俠傳奇話語”》則從語體、敘述策略及文化內涵等角度論述其開創的“現代武俠傳奇話語”[33].徐斯年、向曉光的《平江不肖生向愷然年表》提供了平江不肖生向愷然的詳實生平材料[34].蔡愛國的《論〈江湖奇俠傳〉與〈近代俠義英雄傳〉的小說評點》從獨特的小說評點角度切入, 分析了平江不肖生作品如何成為中國現代通俗小說批評的范本[35].
  
  韓云波、宋文婕的《生命力的突進:王度廬研究三十年》總結了從1982年開始的王度廬研究的開端、深化、繁榮等不同階段, 學者們提出了悲劇俠情、旗族記憶及平民文學等重要觀點, 但現有研究中也還存在著研究方法和理論工具等方面的不足, 需要進一步突破[36].徐斯年的《王度廬的早期雜文》在分析王度廬即王霄羽以“柳今”為筆名發表的140余篇雜文基礎上, 總結其散文風格特色[37].徐斯年、顧迎新的《民國言情武俠小說家王度廬年表》為王度廬研究提供了詳實的生平材料, 并提供了詳細的王度廬作品年表[38].莊國瑞、盧敦基的《俠情與俠意:以悲為美與以俠為累--王度廬武俠小說再認識》認為對王度廬小說再認識的著力點在于由武俠小說拓展到對其整體創作的深入研究與系統性認識的形成[39].
  
  2012年是還珠樓主110周年誕辰。葉洪生的《論還珠樓主李壽民的是非功過--試揭開〈蜀山劍俠傳〉及“蜀山系譜”群龍“爛尾”之謎》梳理了還珠樓主的創作軌跡及出版過程中的種種疑情[40].韓云波的《武俠類型知識體系與武俠小說研究模型--以還珠樓主武俠小說為核心》以還珠樓主武俠小說為典型個案, 提出“類型知識體系”概念, 其在武俠小說研究中具體表現為“武俠知識體系”, 包括“武俠意識形態”“武俠形式建構”“武俠專門知識”三個子系統, 將這一理論模型應用于還珠樓主武俠小說研究, 可以較好地闡釋其文化內涵與藝術魅力, 同時也有利于促進武俠小說研究模型和研究方法的構建[41].
  
  在“港臺新武俠”時代, 金庸、梁羽生、古龍鼎足而三。陳中亮的博士學位論文《現代性視野下的20世紀武俠小說--以梁羽生、金庸、古龍為中心》立足于大眾文學和精英文學的互動來打通武俠小說和文學史的內在邏輯關系, 論述20世紀武俠小說現代性的發展模式及其階段, 總結出梁羽生對左翼文學的借鑒、金庸對啟蒙文學的征用、古龍融合現代主義文學, 成為20世紀武俠小說現代性的三種主要模式[42].
  
  溫瑞安和黃易是1990年代以來“后金庸”武俠的兩大支柱。劉國輝的《誰是英雄--溫瑞安的熱血武俠人生》指出:“溫瑞安生于馬來西亞卻一生系于中華文學;率領他的文學社團赴臺學習卻遭到拋棄與背叛。他將滿腔的熱情、痛苦、執念與專注傾注于武俠小說的創作當中, 以詩意的筆法探索寫作的突破與創新。他仗劍直行于現實與英雄的夢境之中, 用他的熱血人生守護新武俠小說的天下。”[43]對溫瑞安武俠創作的突破與革新進行梳理, 能夠看出其思想中的種種糾結與矛盾, 這正是開武俠世界新天地的明證。金進的《跨界行旅與溫瑞安武俠小說創作的關系》深入到冷戰文化的格局下, 探討溫瑞安地跨三個地區、文學風格變化多樣的創作心理變化過程, 試圖還原他的創作和跨界行旅的關系, 由此來挖掘溫瑞安武俠小說的深層文化意義[44].
  
  2017年4月5日, 黃易逝世, 年僅65歲, 這是武俠小說界的一大憾事。韓云波隨即撰寫了《論黃易及其武俠小說》[45], 深切緬懷這位武俠小說大師。《蘇州教育學院學報》欄目主持人湯哲聲說:“韓云波教授是’大陸新武俠‘概念的提出者, 也是大陸較早系統開展黃易研究的學者之一, 本期他為本刊的賜稿《論黃易及其武俠小說》, 在以往研究基礎上, 對黃易三十年的武俠創作進行了系統梳理, 并對其創作得失盡己所能給予公允之論:從1987年到2017年三十年間, 黃易的武俠小說創作分為初創嘗試、創作成熟、探索發展三個階段。他以’玄幻‘與’異俠‘的獨特創造表現出與溫瑞安不同的’后金庸‘武俠小說路徑選擇, 同時’借武道以窺天道‘, 將科幻融會于武俠, 他的代表作如《尋秦記》《大唐雙龍傳》等, 表現了深邃的歷史內涵。但是, 黃易小說也有良莠雜陳的一面--他既是另類武俠的開拓者, 同時也是武俠傳統的崩壞者;既是歷史奧秘的探尋者, 也是歷史規律的逃逸者。斯人雖已’蓋棺‘, 論卻并不能’定‘.”[46]
  
  張恨水在文學史上一直以“言情小說作家”身份馳名, 但他也有武俠題材的作品。劉熹的《試析張恨水武俠小說之俠義觀》[47], 康鑫、劉曉紅的《以“敘述人生”為基點:論張恨水武俠小說創作的“反幻想性”》[48], 分別論述了張恨水試圖通過改良武俠小說來達到影響國民思想目的的俠義觀, 以“敘述人生”為基點的創作觀, 以“反幻想性”對傳統武俠小說進行的現代改良。
  
  2015年, 王振良的《徐春羽家世生平初探》通過城市田野調查, 配合網絡搜索引擎的運用, 對徐春羽的家世生平進行考索[49].葉洪生的《略論郎紅浣談俠說劍三十年》通過對郎紅浣相關史料的整理, 對其進行深入總結, 對研究現當代臺灣武俠小說之來龍去脈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50].
  
  林保淳的《“鬼派”小說平議》對臺灣武俠小說四大流派之一的“鬼派”進行探研, 從創作時間、創作成就及語言特色等角度進行闡釋, 認為“鬼派”以陰森恐怖的氣氛創作小說, 未嘗不能發展成一別具特色的武俠體式, “鬼派”小說也就有其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給予了該類小說較為客觀的評價[51].
  
  四、從敘事學角度進行研究
  
  敘事學是對文學作品結構的分析和研究, 在文學研究中一向受到高度關注, 武俠小說研究在這方面也有所關注, 發表了不少文章。
  
  武俠小說作為一種敘事類型, 因而, 運用敘事理論進行研究, 有助于揭示其特殊規律, 總結其基本敘事語法。這方面的研究出現了一批博士學位論文。鄭保純的博士學位論文《武俠文化基本敘事語法研究--以“射雕三部曲”為例》運用結構主義理論與神話-原型批評方法, 認為存在著一個以“大武俠”與“全媒體”為特征的武俠結構, 這一結構發源于華夏神話, 道家-道教-丹道學系統是其演變與發展的“主導因素”, 俠客是“俠”“武”“義”三位一體的“調節者”, 武俠小說的基本敘事語法就是“義”的實踐, 廚會、五行、內丹、仙女下凡四個核心原型在四個不同層面將華夏神話、道家-道教-丹道學系統、武俠結構聯系起來[52].宋琦的博士學位論文《武俠小說從“民國舊派”到“港臺新派”敘事模式的變遷》選取當代武俠中較為典型的復仇模式、言情模式和成長模式, 分析兩個時期敘事者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下, 以怎樣相同和不同的方式來虛構武俠故事[53].
  
  敘事既可以講述事實, 也可以講述虛構的事件。董國炎的《正義性可信性與可讀性--試論武俠小說的三重制約》指出, 把握好虛實尺度的彈性, 是武俠小說發展成敗的關鍵[54].周志高的《江湖世界:武俠小說中虛構的可能世界》指出, 從可能世界敘事來看, 江湖世界是武俠小說中虛構出來的, 核心事件是正邪兩派之間的生死博弈[55].張樂林的《“江湖”:從文化語境到文學文本--論武俠小說中的江湖世界》論證武俠小說所虛構的江湖世界既具簡單化、自給自足特性, 又以模擬的方式復制了現實世界的種種面相, 展現復雜的人性, 成為現實世界的一個縮影[56].孫金燕的《紀實與求虛:武俠文本中分裂的符號自我--以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俠傳〉為解析對象》指出, 自中國現代第一部武俠小說《江湖奇俠傳》開始, 就面臨著虛構性與歷史性的微妙平衡中所隱藏的不可規避的矛盾與寫作困窘, 武俠文本由此成為20世紀最偉大的“說謊者”[57].孫金燕的《現實、虛構與想象:武俠文本的符號述真與解讀錯覺》認為, 武俠文本通過虛構化行為, 征用現實世界知識并由其引發無法通達向現實世界的想象, 構成“真實的謊言”[58].對于武俠文本“真實性”的解讀, 精英式文學批評各自為政的認知則導源于迥異的“求真”動機, 與特定的時代語境有關。
  
  五、武俠文學創作研究
  
  武俠文學創作研究呈現出學術廣度和深度上的延展, 具體作品研究不再是單部作品的深挖細琢, 而是以其為中心旁征博引, 進行藝術、思想、敘事及文化等方面的升華提高;對武俠文學創作中人物形象的研究不再集中于個體研究, 多為群體研究, 并與文化的深層因素結合, 以取得更為深入的挖掘;對情節結構等的研究也多以綜合為主。
  
  在民國武俠小說創作研究方面:張元卿的《鄭證因武俠小說新論》論及鄭證因的生活環境使他開創幫會技擊武俠小說, 《鷹爪王》作為幫會技擊武俠小說的典范形態在美學意蘊和敘事模式兩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 對后世影響極深, 但這種典范形態對其小說創作的制約也很明顯[59].
  
  將武俠文學放到出版、閱讀和市場等環節, 進行歷史還原式的考察, 往往更具有啟示性。孫金燕的《出版機制、閱讀倫理與武俠“發行”神話》指出, “武俠”形象由各種伴隨文本共同分享和參與構建武俠敘述集合而成, 伴隨文本通過使武俠符號意指明確化而影響它的符號效力[60].石娟的《民國武俠小說的副文本建構與閱讀市場生成--以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俠傳〉為核心》分析了《江湖奇俠傳》長盛不衰的原因, 除了文本內部因素之外, 還有與文本生產密切相關的副文本建構, 包括選題策劃、文學廣告及文本評點等諸多因素的參與, 具體由出版商、編輯以及作者共同發揮作用, 如出版商沈知方的選題策劃、編輯施濟群的評點以及世界書局匠心獨具的文學廣告等, 共同參與了閱讀市場的建構, 諸多現代因子的參與, 成就了《江湖奇俠傳》閱讀市場的生成及其后經典化之可能[61].
  
  當代武俠創作研究也出現了可喜成果。龍會、周志雄的《探索武俠小說的新形式--論徐皓峰小說的創作藝術》分析了徐皓峰的武俠小說創作接續白羽的寫實傳統, 突破武俠文學類型, 打開了武俠小說創作的新空間[62].
  
  六、研究方法的多樣化
  
  引入比較研究、定量分析、主題學等方法, 或者從其他學科角度切入以進一步拓展研究視野, 推陳出新。
  
  比較研究方面。盧敦基的《俠情與武功:金庸武俠小說的創新性集大成--〈書劍恩仇錄〉與〈臥虎藏龍〉的比較研究》將王度廬《臥虎藏龍》與金庸《書劍恩仇錄》進行比較, 從作家在俠情表達上的“悲”與“喜”的對照, 以及金庸在武功描寫上對王度廬的超越等方面進行了深入闡釋[63].孫燾的《從金庸與大仲馬武俠小說看中西方文化的差異》[64]、馬琳的博士學位論文《性別文化視域中的張恨水與金庸比較研究》[65]分別從中外作家比較、性別視角下的比較研究等方面展開論述。
  
  定量分析角度。劉穎、肖天久的《金庸與古龍小說計量風格學研究》選取金庸、古龍各自具有代表性的小說, 采用定量統計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的方法進行研究, 文章得出的結論是:“金庸小說平均段落長度大于古龍小說, 而詞長變化程度低于古龍小說;金庸小說有關家國責任的詞、頓號、逗號、問號、動詞、數詞、方位詞和介詞的使用頻率上要高于古龍小說, 而有關個體感受的詞、問號、冒號、引號、數詞、助詞、副詞和連詞的使用頻率上較古龍要低;二者在所選取的49個虛詞和高頻詞的使用上也存在很大的不同。金庸小說的可讀性較古龍小說要弱;古龍小說用詞更富變化;金庸更關注江湖人的家國責任, 古龍更傾向于描寫江湖人的個體感受;金庸善于描述武打場景, 對場景的描寫更為細致, 而古龍更善于渲染氛圍, 較多使用對話來描述事情和刻畫人物形象。”[66]
  
  七、對大陸新武俠的關注
  
  21世紀以來, 研究者對大陸新武俠研究高度關注, 藉此形成了研究的又一個高峰, 2010年以來相關研究依然精彩紛呈, 主要涉及到“大陸新武俠”的定義、發展歷程和綜合研究等方面。鄭保純的《大陸新武俠的軌跡》指出, 大陸新武俠包括廣義和狹義兩個范疇。廣義大陸新武俠有六個標志性事件, 狹義大陸新武俠主要是指以《今古傳奇·武俠版》為平臺推出的一批武俠作家與作品。大陸新武俠由復蘇到發展, 與中國不斷加速的、全面的都市化進程密切相關, 是在雜志、圖書、網絡、網游、影視及手機等“全媒體”平臺上展開的, 其中網絡媒體尤為關鍵, 它推動了故事技術的演進和武俠范疇的多元與擴展[67].肖顯惠的博士學位論文《傳媒視閾下的“大陸新武俠”--以〈今古傳奇·武俠版〉和〈武俠故事〉為例》以2001年至2010年的兩種武俠期刊為研究對象, 從多學科交叉的視角, 探析新世紀武俠文學期刊的產業化及其對文學的塑造與影響等問題[68].俞依璐的《大陸新武俠研究的歷史、現狀與前瞻》總結了大陸新武俠的武俠創作、女子武俠、武俠與奇幻相互糾葛以及網絡的巨大影響等問題的探討, 同時對第一代武俠作者“鳳步椴滄”的作品在肯定的同時指出了不足[69].大陸新武俠發展至今其困境也逐漸凸顯, 不但概念仍有爭議, 而且其發展方向也搖擺不定, 讀者定位趨向青少年化, 更為嚴重的是創作隊伍青黃不接。
  
  大陸新武俠的思潮、風格等研究。肖顯惠的《新世紀武俠小說創作的流行與循環》指出, 21世紀初武俠小說經歷了草創、發展到沉潛的階段性發展, 在創作中建構出多元共生的局面, 其主要思潮又呈現出流行與循環交替的發展特征, 這與期刊運營、讀者求新和懷舊心態等因素有著時而共振、時而錯位的關聯[70].王燦的《論“新武俠小說”創作新變》具體分析了“新武俠小說”創作手法上大膽運用現代敘事方法、意識流手法、融入科幻魔幻元素, 在創作模式上長篇、中短篇形式并存且運用網絡互動進行創作, 作家群體包括更廣泛的多樣性, 出現了無厘頭武俠、都市武俠等新的武俠小說類型等創作新變[71].
  
  新的武俠小說類型研究。董立婕的《都市武俠小說:傳統與現代結合的尷尬》分析了21世紀以來出現的都市武俠小說始終沒有成為武俠小說新旗幟的的原因所在[72].
  
  八、武俠作品版本研究
  
  武俠作品版本研究主要集中在金庸武俠小說研究方面, 金庸小說從連載、出版, 到出版后兩次大的修訂, 為研究版本留下了足夠的空間, 只有經典作品才有這樣的待遇。由此證明經典的魅力, 更考證出經典產生的過程。
  
  金庸小說版本分類研究。高玉的《金庸武俠小說版本考論》將金庸武俠小說版本分為“刊本”“三聯版”和“新修版”[73].藍東海、曹莉亞的《金庸小說新修版的版本學探究》指出, 2008年于大陸出版的“新修版”與“流行版”相比, 在很多地方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其誕生標志著金庸小說“定本”的確立, 更為闡釋學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范本[74].邱健恩的《自力在輪回:尋找金庸小說經典化的原始光譜--兼論“金庸小說版本學”的理論架構》將金庸小說的舊版分為正版與盜版兩大類, 正版又分為舊版連載版和舊版書本版。舊版書本版分為“三育”系統和“鄺拾記”系統。由于盜版猖獗, 舊版連載版與時人記述應是最重要的依據[75].劉航的《金庸小說版本研究之一--金庸小說版本研究綜述》將金庸小說的版本分成“刊本” (連載于報紙或雜志之上的版本) 、依據“舊本”改換的臺灣盜版市場所形成的系統、兩次規模較大的“修訂本”三個大的系統[76].高玉的《論兩個金庸與兩種金庸武俠小說》則將金庸武俠小說從文本性質上區分為“舊版” (通俗文學版的金庸小說) 、“新版” (純文學版的金庸小說) 兩種“版本”, 指出作家金庸不具有統一性, 金庸作品也不具有統一性[77].朱令軍的《金庸武俠小說自注中的自我經典化探析--從“明河版”〈金庸作品集〉談起》關注“明河版”除了正文的增刪改寫之外, 另一顯著特征是系統的自注的出現, 這有效拓寬了小說的闡釋空間, 成為其自我經典化的重要手段[78].區分金庸小說的不同版本, 對于金庸小說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可以由此看到金庸小說思想和藝術形態的內在理路, 比如韓云波的《主流化的創造性轉換--論金庸對中國武俠小說的貢獻》[20]和《論金庸小說的“中國道路”》[21]在征引金庸小說文獻時, 針對不同情況, 區分了“舊版書本版”“修訂版”“新修版”三種情況。
  
  具體作品版本研究。薛東琛的碩士學位論文《〈射雕英雄傳〉版本研究》通過對《射雕英雄傳》三個不同版本間深入細致的比較、解讀, 對舊版、流行版、新修版各自的學術價值或藝術價值作出評價[79].王志偉的碩士學位論文《〈碧血劍〉版本研究》通過金庸在50歲前和80歲前兩次修訂《碧血劍》分析了金庸修改小說的源動力以及“修訂”對于金庸小說經典化的意義[80].劉航的碩士學位論文《〈天龍八部〉版本校評》以不同時期的版本流變為基礎, 對其修訂力度最大的《天龍八部》的三個版本作了細致深刻的校勘, 具體論述了金庸修訂小說的緣由以及對于武俠小說抑或整個通俗文學經典化的影響[81].
  
  其他名家作品版本研究。葉洪生的《答顧臻弟問有關〈江湖奇俠傳〉回目內文真偽及版本等事》認為《江湖奇俠傳》回目內文真偽及版本異同為向愷然研究難點之一, 世界書局、環球書局、普益書局、中央書局四種版本回目等均有差異, 排比相關史料, 對照環球、普益兩種版本后續內容及出版時間, 或有助于揭開向氏“物故”謠言、“版權糾紛”諸案內幕[82].顧臻的《〈江湖奇俠傳〉版本考及相關問題研究》從《江湖奇俠傳》一書的雜志連載與八種民國單行本版本出發, 對其民國早期版本的種類、源流及演變作了系統的梳理、比較和研究[83].
  
  九、武俠文學傳播與影響研究
  
  武俠小說尤其是金庸作品在海外的影響研究。孔慶東、黃嬌嬌的《武俠文化在緬甸的傳播--以〈神雕俠侶〉為例》[84]、裴氏翠芳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國現當代文學在越南》[85]、李學仙的碩士學位論文《試論金庸武俠小說在泰國的傳播》[86]等, 介紹了金庸作品在緬甸、越南、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的傳播和影響。吳雙的《審美與消費:金庸武俠小說在日本的接受》介紹了金庸作品在日本的傳播[87], 《異域與想象:論金庸武俠小說在日本的文化景觀》列出了1996年至2009年間金庸小說日本譯本55種的全部詳細情況, 資料彌足珍貴[88].湯哲聲、張乃禹的《影響與創新--論韓國武俠小說》論述了中國武俠小說對韓國武俠小說的影響, 討論了韓國武俠小說怎樣在模仿中走向創新[89].洪捷的《武俠小說譯介研究三十年》綜述了武俠小說在英語國家和非英語國家譯介研究的成果和問題[90].
  
  武俠小說對武術活動的影響研究。喬曉蕓、喬蓓蕓的《金庸武俠小說對我國武術運動發展的影響研究》通過研究分析金庸武俠小說中蘊含的武術文化元素對大眾武術觀念的影響, 理清其對我國武術運動影響的優勢與弊端, 探析其可行性, 為利用武俠小說在傳播武術運動提出了相應對策[91].
  
  十、武俠文學因素研究
  
  綜合了武俠文學等因素的玄幻文學、網絡武俠文學研究, 得到了學術界較為深入的討論。由于玄幻小說往往有武俠因素, 許多研究者自覺不自覺地把玄幻小說和武俠小說放在一起研究。
  
  玄幻小說的發展歷程、風格特色研究。禹玲的《中國玄幻小說興起的原因及其文本特征探析》指出, 中國玄幻小說在20世紀90年代末隨著網絡傳媒的出現, 其受武俠小說、科幻小說、中國古代神話、傳奇和西方奇幻小說等不同文類創作的影響、啟發和滋養, 迅速崛起并成為網絡文學的主流, 主要特征為故事性強, 具本土文化元素, 有幻想性, 語言通俗易懂[92].滕巍的《中國玄幻文學研究十年述評》運用數據分析了2001年以來玄幻文學研究的總體情形, 梳理了歷年研究者的具體研究方向和成果, 并對玄幻文學研究出現的問題和前瞻進行思考[93].
  
  網絡武俠小說研究。何穎義的碩士學位論文《21世紀大陸網絡原創武俠小說研究》以21世紀大陸網絡原創武俠小說的的興起與發展、審美價值表現作為主要研究對象, 從整體上梳理出21世紀大陸網絡原創武俠小說文學創作的脈絡及其特色所在, 認為大陸網絡原創武俠小說, 雖然只有短短二十幾年的發展歷程, 然而其龐大的創作群體、作品數量及讀者群, 不是任何一種文學形式所能比擬的[94].南帆的《網絡文學:龐然大物的挑戰》具體分析了多種譜系的“大眾”理論對于網絡文學評價體系的意義, 但也指出, 網絡文學仍是一個陌生的龐然大物, 其“內部研究”遠未展開[95].夏烈的《網絡武俠小說十八年》對“網絡武俠”的定義與文學定位重加闡釋, 并且對網絡武俠十八年的發展進行了階段性的梳理與探討[96].
  
  十一、結語
  
  以上十個方面, 是2010年以來中國大陸新武俠小說研究的主要特點, 由于文獻眾多, 掛一漏萬在所難免。根據中國武俠文學學會學術研究規劃, 與西南大學研究團隊合作, 筆者還進行了改革開放40年來基于CSSCI期刊論文的中國俠文化研究成果統計分析[97], 在標志著中國大陸人文社會科學最高研究水平的CSSCI期刊平臺, 新世紀以來同樣出現了研究的繁榮。但也要注意到, 就CSSCI期刊論文而言, 2011年達到了76篇的高峰, 此后呈現了兩個梯次的下降, 2012-2014年分別為41、50、47篇為一個梯次, 2015-2017年分別為29、28、33篇又下降了一個梯次, 這說明雖然新武俠小說研究的數量雖然眾多, 但質量有待提升。我們期待, 在中國社會文化跨入新時代之際, 中國武俠小說的研究在數量和質量兩個維度上都將重現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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